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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继发先生在《中国甲午战争博物馆馆刊》2012年第2期(总第45期),发表《清末民初的荣成教育》一文,主要描述清末民初的荣成教育情况。读后,本人对文中多处所述不敢苟同,特在此予以商榷:
一、在第46页(左)第5~6行,文中叙述:1906年创办“荣成县公立凤鸣高等学堂”。其称谓不准确。
据民国《荣成县志稿》所载:光绪三十二年,成立“公立凤鸣高等小学堂”;民国二年改称“乡立第一高等小学”;二十年改称“第三区立小学”;二十三年复改“第三区立凤山小学” (1 )。可见,该处从未有“荣成县公立凤鸣高等学堂”的称谓,且用此称谓,容易让人误解成是一处高等学府,实际上是一处高等小学堂。
二、第46页(左)第8~10行,文中叙述:谷牧、李耀文、曹漫之、孙季周……等杰出人物,早年都曾学习、生活、战斗在成山卫。这种人名的排列顺序有些不妥。
按早期在荣成(成山卫)生活、战斗的历史及工作经历看:应是这样的排列:孙季周、曹漫之、谷牧、李耀文……(因为孙季周是荣成最早入党和最早期的党组织负责人,在成山发展党员曹漫之、谷牧等人;而曹漫之是李耀文的入党介绍人)(2 )(3 ) (4 )。
三、第46页 近代教育发端:之下的第3~5行,文中叙述:田正禄“曾任城厢老县长,……也是成山万亩林海的设计师和奠基人”,文中描述与史实不符。
1、田正禄并未担任县长职务。本人系成山镇人,早年学习、生活都在成山,上世纪七十年代初至八十年代,在城厢人民公社党委工作多年。据本人所知,荣成历史上从未有过“城厢县”之称,田正禄也未干过县长之职,此处写田正禄担任“城厢老县长”,纯属子虚乌有;本人曾于2009年采访过田正禄。田正禄系成山镇二村人,据田正禄讲:他在1950年曾任荣成县第五区城北乡(辖城里二村、三村、六村)乡长。经走访成山二村张福惠、成山三村李际信等多位熟悉田正禄当年情况的老党员、老干部核实,1950年田正禄在荣成县第五区城北乡担任副乡长。其时,荣成县长刘昌恒,第五区区长是成山二村人张洪年,城北乡的乡委书记兼乡长是成山三村李世义。其后,田正禄接任李世义为乡长,并非是李继发先生文中所说的什么“老县长”。
2、文中所述田正禄是“成山万亩林海的设计师和奠基人”,所下断语有失公允。成山卫北部濒临黄海,古时风沙肆虐成灾,当地民间曾流传该处沙下曾掩埋过“九庄十八疃”,这里又是老荣成县政府的驻地。因此,历代政府官员都以植树固沙为急务。如清光绪二年(1876年),知县陈懋发动全县商号、富户捐款购置树苗,贫户出义务工,在卫城北部荒滩植柳树近千亩,后因无人管理而全部枯死;1929年,县长张裕良曾责令建设局雇用民工和利用囚犯,在县城周围植树,建成近万亩的中山纪念林。1942年遭日伪军破坏,近万亩中山纪念林所剩无几;1945年,荣成县抗日民主政府组织当地民众成立成山林场,并安排专人进行封滩护林。其时成山林场仅4人,全年植树1.63万棵,压棉槐3.6万墩,受到东海专署通报表扬 (5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人民政府更为重视植树固沙,据荣成市老林业干部韩寿栋回忆,1952年他在文登专署建设科(建设科是文登专署负责全区农、林、畜牧等行业的政府主管部门)工作时,文登专署与荣成县政府,曾组织李一岭、张乐民、韩寿栋等林业技术人员,对成山海滩进行过土质、水位、植被、气候等专题调查和林业规划。1953年,荣成县林业所从威海引进黑松树种,发动当地群众,在成山卫城北部海滩植成长7公里、宽2公里的黑松防护林带,1年后大部分黑松枯死。期间,成山六村胡汝壮与六村小学师生栽植的4亩黑松,成活率却极高,时被地、县林业部门誉为“汝壮林”。荣成县林业所总结推广胡汝壮的育苗造林经验,在全县引起积极反响。中共荣成县委、荣成县政府曾发出“根治沽河,大战伟德山,绿化北海滩”的号召。成山区党委积极发动当地干部群众及学校师生,在北海滩开展大规模植树造林。1955~1957年成功地建成成山滩防护林1万亩。成山滩防护林成功的经验,推动了全县海滩防护林的建设。期间,涌现出很多植树造林的模范人物及感人事迹,如前面提到曾创造“汝壮林”奇迹、荣获“山东省林业模范”的成山六村胡汝壮,1959年曾以林业代表身份赴北京参加国庆天安门观礼的成山三村于本荣,担任成山林营队队长的成山二村田正禄,育苗植树能手成山四村的蔡恩书等人。应当说,在成山北海滩植树固沙,建成3万亩林海,是经历了几代荣成人坚持不懈的努力,特别是建国后,历届党和人民政府带领当地广大干部、群众多年与严重自然风沙灾害作斗争的硕果。田正禄曾担任成山林营队长和成山二村林业队长多年,对成山植树造林有贡献。但说成是这一庞大的植树固沙林业工程的设计师和奠基人,未免言过其实。
四、第46页(左)倒数第7行,文中叙述:李耀文(原名张春和,又名张锡坤)”。
这里又名写的不对,应是“又名张锡绅”。
五、第46页(左)倒数第6~4行,文中叙述:田正禄当年在模范小学读书,他和李耀文、张洪民(曾任俚岛区区长,已过世),都成绩优异,轮争班里的前三名。
文中所写张洪民,实际应是指已故离休干部张洪年。张洪年是成山二村人,1946年12月入伍,行政19级干部。上世纪70年代中期至八十年代,本人在城厢人民公社党委从事组织及秘书工作,与离休干部张洪年接触较多,经常在一起议论老干部工作。我记得在离退休干部登记表上,张洪年有曾担任过俚岛区区长的记录。日前,笔者赴荣成市第一干休所拜访现年88岁的方家和先生。据方先生证实,1956年~1957年1月,张洪年在成山区任区长,当时他在成山区任区委副书记,1957年张洪年调任俚岛区区长。笔者又赴荣成市档案馆查证,1956年中共荣成县委公布张洪年为成山区区长;1957年2月调任俚岛区委副书记、区长;此后张洪年在俚岛公社历任党委副书记、副主任等职务。考虑李耀文是成山一村人,张洪年与田正禄都是成山二村人,且张洪年曾任过俚岛区的区长。据此分析,李先生是将张洪年错写成张洪民。
六、第46页(左)倒数第3行,文中叙述:《荣成县志》记载:“清末……”。
这里引用有错误,且不规范。《荣成县志》有三个版本,一是:李天骘纂修、岳赓廷协纂的道光《荣成县志》;二是鞠思敏等编修的民国《荣成县志稿》,(未刻印,现藏于荣成市档案馆);三是张锡诚等人1963年编写的《荣成县志草稿》(未刻印,现藏于荣成市档案馆)。作者究竟引用的是哪个版本,应向读者明确交代。事实上,作者引用的这段文字,并不是在上述3个版本之内,而是出自1999年版的《荣成市志》(6 )。
七、第46页(右)第7~8行,文中叙述:田正禄…就读的县立模范小学后来与官立高等小学堂合并,改称荣成县立城区第一小学。其称谓不准确。
据民国《荣成县志稿》载: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以成山书院改为官立高等小学堂;民国二年(1912年),改称县立第一高等小学校。二十年(1931年),将县立模范初级小学并入,称县立第一小学;二十三年(1934年)改为县立城内第一小学。李先生在这里,存有两处失误:1、1931年两校合并时,其学校名称分别是:县立模范初级小学和县立第一高等小学校,而非是县立模范小学与官立高等小学堂;2、合并后的学校,初称县立第一小学,1934年改称“县立城内第一小学”,而非“荣成县立城区第一小学”( 7 )( 8 )。
八、第46页(右)第10~12行,文中叙述:……北舍就是当时人们所说的大庙。……后来改名为武庙。此描述不恰切。
其时,人们所说的“大庙”院内建筑,分东西两侧,各有3排,共有20间房屋,被改为小学校舍。在这六排房屋中间,还有1大间供奉神像的殿堂。另在南门西侧有3间闲置庙房,1940年2月日寇入侵荣成,将此3间闲置庙房加以整修,在里面供放日军阵亡人员的骨灰坛及牌位,将其称为“武庙”,而并非是对整个“大庙”的改称。
九、第47页(左)第10~15行,文中叙述:曹漫之(原名曹元鹏,成山镇成山一村人)……。
事实上,曹漫之不是成山一村人,而是成山三村人。本人经调查、走访许多今尚健在的成山一村、成山三村高龄老者,皆持众口一词称曹漫之是成山三村而非成山一村人。另外该文描写曹漫之的履历很笼统,且不规范,如任上海市政府党组成员,应写:中共上海市人民政府党组成员;第一副秘书长兼第一任民政局局长,应写成第一副秘书长兼民政局局长(因组织任命中没有第一任之说)等等。
十、第47页(左)第17~18行,文中叙述:……谷牧回老家时,曾来此探望他的老师。
对谷牧的老师,这样一位早年教学于成山的重要人物,作者竟一略而过,不作姓名及事迹交代,应是文中疏漏之处。此人即当年荣成县立第一高小的教务长,成山一村人唐述尧。(9 )
十一、第47页(左)女子学校 之下的第2行,文中叙述:……《荣成县志》记载……
提法不严谨,仍犯有上述5 所指出的毛病。实际上,作者引用的是:《荣成市志》(10 )。
十二、第47页(右)第6行,文中叙述:……成为李耀文、曹漫之初期从事党的秘密活动的地点。这样的人名排序有些不妥。
李耀文是由曹漫之介绍入党,并在曹漫之的领导下开展工作,这里的人名排序应是曹漫之、李耀文。
十三、第47页(右)第13行,文中叙述:女子童子军……每人拿一根棍,一根绳,身上挎着刀……。
此话虽形象生动,但却令人茫然费解。应当向读者交代写明:身上所挎之刀是什么刀?是战场上两军对垒所使用的军刀?还是用木头刻制的玩具刀?或是舞台上表演所用的道具刀?或是日常生活中所用的那种水果刀?写文章是要给大家看,对文辞用语应表述清楚。
十四、第47页(右)倒数第1行至第48页(左)第11行,文中叙述:……据《荣成县志》载,蔡秀荣……发动青年组织“河山话剧社成山分社” ……。
1、所写《荣成县志》仍犯有上述5、9的问题,将《荣成市志》误写成《荣成县志》(11)。这里还应增加上蔡秀荣“1938年4月,担任荣成县妇女运动委员”,藉以说明蔡秀荣是荣成县妇女解放斗争的第一位负责人。否则仅凭文中所述“为荣成县立第二小学校长”, 以此说明蔡秀荣是荣成县妇女解放斗争的第一位负责人,论据显得空泛无力。
2、对“河山话剧社”的描述有误。“河山话剧社”的前身是“青年剧团”,发起人是曹漫之、李耀文(原名张锡绅)、王骏超(原名李光熺)等人;1937年7月15日,“青年剧团”改称“烟台河山话剧社荣成分社”,负责人有曹漫之、李耀文、蔡宗保等,骨干成员有李淑媛、蔡玉君、李庆珣、王骏超、刘国珩、李蔚川、蔡秀荣、蔡志勇……等二十多人(12 )。李先生的文中有三处错误:(1)在“河山话剧社”的前面,漏掉了“烟台”两字;(2)将“荣成分社”篡改为“成山分社”;(3)蔡秀荣不是“烟台河山话剧社荣成分社”的组织发起者,只是其中的一名骨干成员。
十五、在第48页(左)第13~14行,文中叙述:……跟随曹漫之、李耀文、丁光领的部队一起西进,……。
此处,容易让人误认为丁光领是一个人名。丁光,又名汤丁光,中共党员,是蔡秀荣的入党介绍人。这里应清楚的交待:跟随曹漫之、李耀文、丁光带领的部队一起西进。
十六、在第48页(左)倒数第1—2行,文中叙述:学堂教师学问高深、知识渊博……。等,描述不得体。作为一个早年的农村高等小学堂,其师资队伍,有北京政法大学、清华大学毕业的学生、清末一些秀才以及部分从师范学校刚毕业的学生,相继回乡来凤鸣小学任教,的确是人才济济( 13 )。说学堂教师知识渊博、教学得法,深受学生爱戴,没有问题。
但说学问高深,未免有些夸张,不符合实事求是的观点。
十七、在第48页(右)第17~22行,文中叙述:……1938年1月19日,“荣成埠柳乡校起义人员”(即凤鸣学校)在理祺同志和中共胶东特委领导下,被编为“于得水任大队长,林乎加任政委”的“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二大队”。这里存有两处失误:
1、不能将荣成“埠柳乡校”与“凤鸣学校”混为一谈。两校在校址、负责人、学员以及办学性质诸方面,绝然不同。埠柳乡农学校,是国民党集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为一体的乡村行政组织,隶属于国民党的地方武装( 14 )。境内于1937年4月设立乡农学校,同时撤各区区公所,原区公所的办公地址变成乡农学校的校舍和办公室。荣成共有6处,每校由校长、教育主任、指导员等人组成,掌管原区公所一切职权,以训练壮丁为主。其时,荣成第二乡农学校住埠柳(今埠柳镇埠柳村南处),校长李葆初、教育主任周士俊、指导员何淑良、军事教员刘鸣均、事务员宋存诚( 15 )。1938年初,全县乡农学校解散。
而凤鸣学校则是境内一处教书育人的正规学校。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由曲璜联络武秀才龙泉南、开明绅士刘耀文等,利用原来的凤山古庙宇(在今埠柳镇北约3里许)创办凤鸣高等小学堂。办校初期,由曲璜担任校长,1912年曲璜遇难后,由姚筱珊接任。到1937年,学习班级增加到9个,每班学生达60余人。该学校自开办至1940年2月日寇入侵荣成后结束,具有34年的办校历史,共计培育学生3000余众( 16 )( 17 )。可见,荣成“埠柳乡校”与“凤鸣学校”是互无联系、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种“学校”。
2、文中所说“在理祺同志和中共胶东特委领导下,被编为“于得水任大队长,林乎加任政委”的“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二大队”,描述不准确。1937年12月24日,中共胶东特委领导天福山抗日武装起义,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成立。参加天福山起义的武装人员组成“三军”第一大队,于得水任大队长,宋澄任政委。12月31日,发生岭上事件,于得水等几人脱脸,宋澄等29人被捕。1938年1月15日,举行威海抗日武装起义,中共胶东特委重建“三军”第一大队,孙端夫任大队长,宋澄任政委。不久,“三军”第二大队成立,于烺任大队长,林乎加任政委。1月18日,当曹漫之、李耀文、林乎加等人,发动和领导埠柳乡校起义,将队伍开至大水泊,1月19日编入“三军”二大队时,其时的大队长是于烺,而非于得水( 18 )( 19 )。
《中国甲午战争博物馆馆刊》,是以严谨所著称的文史类刊物。本人对《清末民初的荣成教育》,粗略看过一遍,发现在这样一篇三千多字的文章里,竟给读者发出如此之多的错误信息,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据悉,李先生的这篇文章,此前,还在其它不少刊物上有刊载。如在《齐鲁晚报》数字报刊2010年7月15日,以《清末民初的荣成教育溯源》之题发表,内中也存有不少类似问题。编写文史资料,在重视“三亲”原则同时,必须重视对所撰史料加以详实考证。要客观真实准确,经得起历史考验。
本照对历史、对读者、对刊物负责的态度,谨以浅薄之见草拟上文。鉴于本人学疏才浅,上议如有欠妥之处,尚望知情仁君学者不吝赐教。
本文经由张起明、姜宗怀、田荣先生校阅指导,谨致谢意。
参考资料:
(1)民国《荣成县志稿》卷五·教育志。
(2)荣成市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编:《荣成市志》,齐鲁书社,1999年版,第697~713页。
(3)中共荣成市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编:《中共荣成地方史》,山东电子音像出版社,2006年版,第14页~54页。
(4)中共荣成市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编:《中共荣成历史大事记》,山东省内部资料性出版物,2005年版,第3~16页。
(5)荣成市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编:《荣成市志》,齐鲁书社,1999年版,第283页。
(6)荣成市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编:《荣成市志》,齐鲁书社,1999年版,第887页。
(7)民国《荣成县志稿》卷五·教育志。
(8) 荣成市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编:《荣成市志》,齐鲁书社,1999年版,第888页。
(9)《谷牧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16页
(10)荣成市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编:《荣成市志》,齐鲁书社,1999年版,第887页。
(11)荣成市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编:《荣成市志》,齐鲁书社,1999年版,第1094页。
(12)中共荣成市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编:《中共荣成地方史》第一卷,山东电子音像出版社,2006年版,第50~51页。
(13)荣成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荣成文史资料》第五辑,第149~159页。
(14)荣成市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编:《荣成市志》,齐鲁书社,1999年版,第794页。
(15)荣成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荣成文史资料》第三辑,第161~162页。
(16)荣成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荣成文史资料》第二辑,第40~44页。
(17)荣成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荣成文史资料》第五辑,第149~159页。
(18)《中共威海市大事记》(1930-1949),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42-46页。
(19)田荣著《威海军事史》,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00-105页。
(作者:荣成市政协文史研究会理事、荣成市卫生局原副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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