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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大东沟海战已经过去一年了,但它却依然历历在目,而且或许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都不会从人们的记忆中淡忘。这不仅是因为这场海战本身在当时造成的轰动,更是由于它首次向人们展示了现代蒸汽动力海战的样式,并且对现代的海战艺术作了最直观、最有价值的诠释。能够亲身经历这场海战并且把握全局的人少之又少,因而我们能得到的关于这场海战的信息也大都残缺不全,几乎无法为马吉芬先生提供任何佐证。马吉芬先生是中日双方军舰上唯一的西方指挥官,指挥着“镇远”号,而“镇远”是丁提督旗舰“定远”号的姊妹舰,她的管带是林总兵。但在下文中我们能够看到,他很早就被吓破了胆,因此马吉芬不得不单独指挥该舰。
马吉芬先生是在十二年前去的中国,他主要在天津水师学堂从事数学以及海军专业知识方面的教习。水师学堂距离海边四十到五十英里,距离最近的河道大约四英里——马吉芬认为“此为海军学院的恰当选址”。学院里大约有100名学生,但没有一个曾见过大海或者轮船,而且大多数都已经结婚,有了家室,完全没有加入海军服役的热情。他们成为学员只是因为能够得到一份薪水和一个职位。“他们是一群可怜虫”,马吉芬先生说,“如果我想稍微让他们多做一点能帮助提高学业的功课,他们就会马上退学回家”。尽管如此,几个月之后他就得带着高年级学员登上训练舰开始实习,在为期两年的实习过程中能够造就出一些非常优秀的海军军官。在此期间,马吉芬先生进行了大量的调查勘测工作,尤其是对朝鲜海岸进行了完整的勘测,并绘制出了海图。
1887年,经过他的努力,威海水师学堂建立了。他为学堂制定了教学方针,来自皇家海军的炮术教官鲍彻(Bourchier)上尉成为了他的同事。这里培养了大多数后来参加战争的海军军官。因此,马吉芬先生可以说具有中国海军人才构成的仲裁地位。当他因为普通中国水兵对他的拥戴而欢欣鼓舞时,他也对中国的军官们极为蔑视。当然,这其中也有一些聪明能干的例外,但大多数的人都是十足的胆小鬼。“他们所处的阶层,”马吉芬先生说,“官僚阶层,是中国最卑劣的一群。他们的目标或者传统不是变得勇敢、有男子气概,而是绞尽脑汁去压迫、压榨,而他们则在压迫得来的好处中苟延残喘”。
当战争爆发时,马吉芬先生正要请病假回美国探望朋友,经过在中国十一年的工作,他的身体状况不佳;但他随即取消了回国计划并志愿加入作战,并被指派于“镇远”号铁甲舰上服务。
虽然中国海军的表现几乎令马吉芬所有美好的期盼落空,但他仍然对前途满怀憧憬。中国军舰与敌军的第一次遭遇战引起了他的深思,同时也为他带来了一些乐趣。宣战的前几日,鱼雷巡洋舰“济远”号开赴朝鲜海岸警戒陆军登陆。她于数日后回航,随后战争即爆发。他当时看着这艘军舰开进港口,但并没有注意到她已经与敌舰发生了战斗。但不久后他的一名属下走进他的办公室,马吉芬问他发生了什么,属下回答:“很多人生病了。”“我没有理解他在说什么”,马吉芬先生说,“因为船上没有什么能让人生病的;所以我说:‘究竟什么玩意让他们得了病?’于是那个人变得十分激动说道:‘许多人被打破了。’我立即明白了他在说什么,他的意思是船上许多人受了伤,他们经历了一场战斗。我立即登上了船,并亲眼目睹了那些被‘打破’了的人以及该舰经历了战斗的证据。对战斗过程的描述让人开心不起来”。
以上部分和下文都来自马吉芬先生对中国的直观印象。马吉芬是一个看上去高大结实的人,有着一张坚毅的面庞,看他的目光就知道如果以他为敌肯定不好对付。他祖上是苏格兰人,他本人则出生在美国。如果听他的口音,则会以为他是个英国人,尽管他的习语是美式的。说到他的祖上,马吉芬先生戏剧性地继承了他的曾祖父的行伍传统。其曾祖父生于苏格兰,并在独立战争中成为了大陆军的一名军官。在他参加的一场战役中,他俘虏了一些敌军士兵,竟然在其中发现了自己的兄弟。马吉芬先生说话稳重、深思熟虑,喜欢一边说话一边来回踱步,就像是在军舰的后甲板上一样。以下为他本人的叙述。
“那是,”他说,“1894年9月17日的早晨,我们第一次发现了日本舰队。我们的舰队在丁汝昌提督的指挥下在前一天护卫着运兵船,来到了鸭绿江口。登陆部队沿江上溯十五英里起岸,登陆持续了一整晚。第二天早晨——星期一、17日——每艘军舰都进入了战备状态,当日舰出现时,我们正忙着训练炮手。这天天气非常好,微风习习,我们能够清楚地数出他们军舰的数量。
“我们一发现敌舰”,马吉芬先生说,“在他们发现我们以前,我们就起锚迎了上去。因为他们正处在航行状态,而我们则在碇泊中,他们会发出比我们更浓密的煤烟,因此我们能够率先发现他们。但随即我们也开始竞相航进,他们也立即从升腾的烟柱中发现了我们的存在。有一段时间他们似乎想停止向我们接近,观察着我们的动向。他们一定知道我们有六艘鱼雷艇和四艘炮艇伴随着舰队,所以他们高估了我们的实力,因为鱼雷艇与炮艇都在江中,其中只有两艘后来加入了战斗——还是在海战已经打了大半的时候。
“为了侦查我们的舰队”,马吉芬继续道,“他们与我们的舰队平行航行了一段时间,在林总兵的眼中这好像是他们正在向我们驶远”。
“我永远也忘不了这个可怜家伙当时的反应。我们一起在舰桥上,看到他们‘远离’后,他的脸上洋溢着喜悦的神采,然后他用英语大呼起来——他以前都是讲中国话的——拍着手在舰桥上迈着大步,‘妈的,他们撤退了!妈的,他们撤退了!’(Goddam, they retire!)我说:‘舰长,他们没打算撤退。我们免不了一战。’”
马吉芬先生解释说舰队官兵们事实上经常摩拳擦掌,准备与日军决一胜负,因为威海卫和旅顺的陆军常常因为他们没能击沉敌舰而冷嘲热讽。林总兵之前也曾与水兵们一样表现出与日军决战的热情,但他现在却被敌军退却的场面高兴得冲昏了头脑,不停地在甲板上踱步,一边喊着:“他们撤退了!老天爷啊,他们撤退了!”
“我们就这样尾随了敌军一段时间”,马吉芬继续道,“等到敌军差不多了解了我们的实际实力后,他们就显示出了准备开战的姿态。战斗从大约12:20分开始,持续到大约下午5:30。
“在海战爆发时,我正在舰桥上负责测距。在整场海战中,我很少有机会关注到我舰以外的战况,但我还是有机会观察到敌舰队令人钦慕的、极其严整的纵队,敌舰队由两个分队组成——先头的游击队,包括‘吉野’、‘高千穗’、‘浪速’与‘秋津洲’;本队,包括‘松岛’(伊东中将的旗舰),‘严岛’、‘桥立’、‘千代田’、‘扶桑’和‘比睿’。‘赤城’与‘西京丸’作为预备队。我们的舰队列成人字形队列前进,由十艘战舰组成:旗舰‘定远’、‘致远’、‘济远’和‘广甲’构成了左翼;‘镇远’、‘来远’、‘经远’、‘靖远’、‘超勇’与‘扬威’构成了右翼。‘平远’和‘广丙’以及两艘鱼雷艇直到海战进行了大半后才加入战斗。
“但我还没来得及欣赏眼前这激动人心的景象,海战就随着‘定远’舰的开火而爆发了。我舰于一到两分钟后也开始发炮,随后日本人也加入合奏。战斗爆发后我们那些军官的反应非常奇怪。一发炮弹飞过我们的船,这不过是一发跳弹,但也足以把大部分军官吓得丢盔弃甲;事实上,这以后他们就基本消失了。我看见我们的驾驶大副(navigation lieutenant),他是一个闽人(全都是一群胆小鬼),在第二轮射击时从右舷炮塔逃跑了,脸色吓得跟白纸一样。
“不久之后,我就得揣他一脚,让他知道知道我是怎么想的了。一座炮台的旋转装置出了故障,我不得不来到炮塔的装甲围壁中进行检查。当我正往下走的时候,一个人抓住了我的腿试图阻止我,他喊道:‘没有剩余的空位置了——你得找别的地方躲起来。’我朝下看去,就看到那个驾驶大副和另外十多个人吓得蜷缩在那里。我对驾驶大副恨得咬牙切齿,就对着他的胸口踹了一脚。他们这才让我走下来,我才得以把旋转装置修理好。”
毫无疑问,日本人面对这样一群懦夫无疑将是胜利者。但这还不是最糟糕的,马吉芬先生又发现林总兵——右翼的指挥官——和他的一名高级军官的表现甚至比那些军官们更可耻。“我不断地听到一个奇怪的声音从我下方的指挥塔里传出来”,马吉芬先生说,“我觉得对那种声音最恰当的比喻就是狗吠,我很奇怪这到底是什么发出的,但我当时没空去询问这个。不久后我为了指挥战舰进入到指挥塔中,我惊讶地发现这竟是我那尊敬的舰长发出的!他正跪倒在地,以极快的语速用中文喃喃自语——祈祷着,或者说一边祈祷一边诅咒着——每一发炮弹击中军舰时他就像狗一样嚎叫起来。只要我还活着,我永远也忘不了那幕景象和那种声音。我真想踹他一脚,可是我没那么做。可是在整场战斗中,我能从他每一次嚎叫中知道有炮弹击中了我们,除此之外,我倒是因为忙于其他事务而不可能注意到军舰的每一次中弹”。
“在‘镇远’舰的战斗中”,马吉芬先生说,“最糟糕的事莫过于舰首的火灾。当前部艏楼甲板发生火灾时我正在指挥塔中发号施令,我忙着应付即将用完的消防水管,而火灾在此时已经蔓延了一大截距离。接着我们就与火魔展开了战斗,水兵们坚持说必须有军官带领他们才去灭火,但只有一个军官胜任带队的任务——正在左舷炮塔指挥作战的枪炮大副(gunnery lieutenant),一个杰出、勇敢的家伙;但只可惜他地方口音太重,无法沟通,因此我不得不亲自披挂上阵。
“许多人志愿跟随我,我们刚一来到前甲板敌军的炮火就开始向我们倾泻,我的人一个接一个地被打成碎片,一发速射炮弹居然从我两腿中间穿过,打伤了我的两个手腕,还带走了我上衣的下摆,我当时正俯身拿起一个水管。一发炮弹击中了指挥塔,一枚爆炸的弹片击中了我。我刚把弹片处理掉就又在几乎相同的部分再次受伤,而且是出于同样的原因。
“这时候我们正被三艘敌舰近距离围攻——一艘在左舷,一艘在右舷,一艘在正前方;左舷的那艘给我们造成了最大的损害,所以两门右舷主炮的炮手被指令把他们的炮转向左舷,以试图压制那艘敌舰。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就需要越过前艏楼甲板射击。这时我和我的志愿救火队员们正要往前甲板走,于是我命令右舷炮塔的炮长暂停向左舷射击,转而瞄准正前方的敌舰,不然的话他们的炮火就会波及到我们。但谁料我刚一转身,一发炮弹就把那位炮长打成了碎片,而接替他的炮手不知道我们已经冲向前甲板,因此继续瞄准左舷的敌舰,开了火。
“冲击波将所有人吹离了地面。我身边的那个人即刻身亡。与此同时,一发来自敌舰的速射炮弹打中了我的身体,留下了一道深深的伤口,但所幸没有造成致命伤。我因此失去了知觉。幸运的是,我倒在了一根破裂的水管上,管中喷出的水浇在我的脸上,让我苏醒了过来。”
马吉芬先生此时解释说那两门火炮间距六英尺,当第一门炮开火后他就躺在离第二门炮十英尺的地方。“炮口喷出的火焰”,马吉芬先生说,“那就像一道闪电。我还没听到大炮的响声它就将我冲昏了过去。
“我睁开眼睛,发现自己正躺在另一门右舷炮的炮口之下,我的脑袋就在炮弹的射击线路上。我观察了一两秒钟大炮瞄准的过程,然后立即意识到顷刻之后它就会再次开火而我将被撕成碎片。我向艏楼的边上滚去,跌到了下面大约八英尺的主甲板上。这时候我感觉那门大炮开火了。
“我胸部重重地着地,吐了一大口鲜血,因此那些看到我的人都以为我死了。我设法进入艏楼,呆在一个扬弹机的旁边,但不久后一发炮弹射了进来,爆炸的破片四散飞溅。当时有四个水兵在扬弹机边工作,我不能行走,就让其中的两人把我抬到后面,以避开呛人的硫磺浓烟。我们还没离开多远又一发炮弹在我们刚才所在的位置爆炸,把另外两个人打成了碎片。你在这张照片上可以看到炮弹在艏楼上留下的弹孔。”——他向我们展示了623页上的那张照片。
马吉芬先生现在依然承受着这些伤痛,而且他认为这些伤痛将伴随他一辈子。在英国的时候他身体的左侧和腿部还残留有弹片,这些弹片影响了伤口的愈合。在不到一英尺的范围内他似乎被四十到五十块弹片击中,他能够活到战斗结束简直是一个奇迹。“我手下的人”,他说,“都说我命硬”。除了身上的伤口,他的衣服也着了火,他的一只眼睛遭受了重创,因此在战斗的末期他几乎什么也看不到。
在被问及关于双方舰队的实力和素质时,马吉芬先生说在战前他确信中国舰队能够取胜,因为日本军舰在面对中国的铁甲舰时很可能不堪一击。但日本人弹药供应充足,中国人则缺乏弹药。“我们主炮弹药稀少”,马吉芬说,“而且有些雷管里装的都是煤灰。”马吉芬先生将中国陆海军的大部分失败原因归结为上层机构的腐败。他断言,从北洋海军营务处总办罗丰禄到能够出卖情报的最低级官员,所有官员都受了日本人的贿赂。
“尽管如此,我们仍尽了最大的努力”,马吉芬先生继续道,他仿佛认为即使他没有获得胜利,但胜利也应是属于他的。“比如‘镇远’号,她自始至终处于苦战中,四百枚以上的中弹数即可作为最好证据,我们差不多要被炸成碎片了,但我仍然自豪于我们把她平安无事地开了回来。如果您还记得,正是‘镇远’号给了敌军旗舰‘松岛’号致命一击,这一发炮弹当场打死了四十九人,另造成五十多人受伤;炮术长(gunnery lieutenant,实为‘松岛’分管右舷速射炮的分队长志摩清直海军大尉,译者注)被掀入海中,遗物只剩下了一顶军帽和一副望远镜。
“我们命中‘松岛’号不久就发现我们12.2英寸主炮的钢制爆破弹已经所剩无多,这种炮弹每发大约5英尺长,800磅重,大约携带有90磅的黑火药。正是这样一枚炮弹造成了‘松岛’的灾难。当烟雾散去后我们都发现它造成了极大的损害,但损伤的详细情况我也是战后才得知。从日本方面的报告来看,它造成了其13英寸加纳炮的彻底瘫痪,并引爆了一些发射药,这些发射药是被放置在甲板上用于快速装填的。
“总的来说,我认为我们的八艘军舰在对抗十三艘日舰时(原文如此,译者注)表现非常不错。我们必须考虑到‘济远’在战斗一开始就逃跑的事实,而‘平远’则在海战末期才加入战场,在敌人撤退时象征性地开了一到两炮。事实上,战斗的中心即为‘定远’、‘镇远’两艘铁甲舰,‘经远’号发生火灾不久后就沉没了,‘来远’起火后几乎遭受了同样的命运,有段时间她所有的船员都加入到灭火战斗中。
“是的,火灾给我们造成了最大的破坏。两艘阿姆斯特朗巡洋舰‘超勇’与‘扬威’在战斗初期就起了火,不久后火势就无法控制,她们薄弱的侧舷很容易被炮弹穿透,随后其内部的木制结构就被点着,熊熊燃烧起来。
“战斗中最英勇的行为?哦,或许应该是一个男孩,我们枪炮大副的弟弟,他一直在炮位上帮忙,把工具递给炮手,虽然炮弹不断地落在他的周遭,他却一点都不胆怯畏缩。他哥哥受了重伤,但他却平安无事。当他哥哥受伤时他帮着把哥哥抬到炮位下,但之后他就立即重返岗位,并一直坚守到最后。他当时并不是正式的船员,只是因为来探望哥哥而留在了船上。
“但说到最英勇的船,还是得数邓管带统领的‘致远’号,她当时正支援‘来远’舰,这时一发炮弹或鱼雷击中了其水线以下——没有人确切知道——但她立即倾斜了。邓看到自己的船快不行了,决心冲撞一艘敌人的大舰,与其同归于尽。敌人发现了他的企图,便立即向他倾斜了大量的炮弹,于是倾斜更加严重了。她在即将撞上目标的一刻翻沉了,船首首先下沉,不久后全船尽没。只有七名船员最终得救。
“奇怪的是如果没有他养的那条狗的话,邓管带原本是能够得救的。那是一条凶猛的大狗——有时候连它的主人都无法驾驭。军舰沉没的时候,邓管带抓住了一片船板,漂浮在海面上,这时他的狗游向他,扑在他的背上,扼住了他的喉咙,迫使他松开了手,于是连人带狗一同淹死。七名幸存者目睹了这幕惨剧。
“有些中国军官非常勇敢?是的,是这样。但大多数军官都是闽人,非闽人大都非常勇敢。‘济远’舰上大都是闽人,所以战斗刚打响他们就溜之大吉了。我们看到该舰12:45就向旅顺港逃去。怯懦的方管带事后说舰上的所有炮塔在战斗的一开始就损坏了,因此他不得不选择撤退以保存他的军舰。但经过调查发现这一申辩完全不能成立,其炮塔的唯一损坏——损坏还并不严重——是在他掉头逃跑以后受到的!”
“如果我们在威海卫的工作不是被战争所打断,我们不久就能令中国海军的人员组成焕然一新——我指的是军官构成”,马吉芬先生说,“我们对即将毕业的青年军官寄予厚望。炮术学堂尤其出色。我刚才说过,它由英国海军的鲍彻上尉负责。他本人是一名极为出色的炮术军官,并且对工作满怀热情。
“日本舰队司令伊东了解了我们精湛的炮术;但必须注意到,由于他们的速射炮,以及在以十二舰对我六舰时的优越感,我们显然不是他们的对手。事实上,虽然我们能在每100炮中中二十弹,而他们只能中十二弹;但是能在我们发射100炮的时候发射600炮,所以在我们击中二十弹的时候他们已经打中我们七十二弹了。与此同时,他们只有六个目标,而我们则有十二个。如此一来你就能清楚地发现我们的不利之处了。”
“你很难想象”,马吉芬先生停了一下,继续道,“当我们在努力训练水手、军官,培养他们的团体协作精神时,有些人却尽其所能破坏我们的工作成果。我曾向上级指出军官们在写作报告时受到了干扰。用中文写报告本来就是一件难事,而且还是由一群置身事外的人写的。这帮人是一群官僚,他们卑劣、胆小,完全有害而无益,简而言之,他们几乎是所有中国人劣根性的总集合。所以这群人总是扎堆,当他们看到有人做了与传统礼法不符的事情,比如穿了一件与那种蓝色长袍不同的制服,或者操习军事课程等等,他们就会齐刷刷地站成一排,对此冷嘲热讽。他们还会对此大发议论,说什么学习西洋的歪门邪道而忘却了传统礼法云云。这对我们的水兵造成了很大的负面影响,严重打击了他们的士气。可是在一艘庞大的军舰上肯定会有很多这种人——大约二十到二十五个。当我们即将投入作战或者战斗爆发的时候,这些家伙就立即装病或者说家里的父母亲死了要去守孝。在那段时间里,他们的父母亲数量多得令人惊讶。这是怎样的孝顺啊——又是怎样的懦弱!”
“有一个这样的怂包蛋”,马吉芬继续道,“在战争刚爆发时,他意识到我们有可能跟敌人发生战斗,就故意装病,说要回家。当时舰队正在朝鲜,他的请求被拒绝了。后来他又听说一艘军舰第二天早上要返回中国,他头天晚上就贿赂了那艘船上的一些水手,躲在了那艘船的货舱里。第二天早上,他壮着胆爬到甲板上,却惊讶地发现舰队其余的船都已经回国了,而自己身处的这艘船却被安排了另外的巡航任务。这个可怜的官员哭爹喊娘要回家,说要埋葬父母。但这显然是不可能的,他于是不得不呆在这条船上。他啥也没做,什么伤也没受;一两天以后回到了港口,这个怯懦卑劣的官员吓得得了病,于是不得不被送回了家。”
“这是中国海军受到的负面影响之一”,马吉芬先生说,“事实上,我们几乎没有取胜的机会。日本人在几乎所有方面胜过我们。他们有更多的船,大部分的火炮都能在我们打一炮时打上五到六炮。他们的船速度也更快,我们有几次想实施撞击战术,但是在他们能开十七节,而我们只能开十二节的时候,这还有任何可能吗?但是,暂且不论这些缺点,假如每艘军舰都能像‘定远’和‘镇远’那样奋勇作战的话,我们还是能够给日本人一点颜色看的。日本人也承认,我们两艘船——两艘铁甲舰——自始自终保持着我们的阵位。而且‘镇远’号以其坚韧不拔和精湛的炮术挽救了整个舰队未遭歼灭。
“可是大东沟海战无论从何种意义上来说都是决定性的。它使日本人完全获得了制海权。这是一个极为出色的战略上的胜利,他们理应获得这样的胜利。这场海战的意义不仅在战役本身,它还是本世纪最为重大的海战行动之一,而且也决定了中日战争的成败。
“关于悬赏我的项上人头?我不想对此说太多。日本人悬赏了5000元——一日元约等于一美元——缉捕我。我不知道其中原因。我并不是他们唯一悬赏缉拿的人——我猜他们大概是想发泄仇恨吧。但我想如果他们逮住了我他们也不会得到任何东西的,因为最后我可能没时间举枪自杀,但我随身带有一个小瓶子,里面装了氰化物,以备不测。”
最后,马吉芬先生说道:“我很抱歉没有更好的照片能给你们,我有一台柯达相机,海战开始时我拍了七八张照片,但胶片太糟糕了,所以不好意思我无法给你们了。”
注:“访谈录”译自《河岸》(Strand)杂志1895年7~12月刊,第10号,第616~624页。
知识点:
马吉芬(Philo Norton McGiffin)(1860-1897)美国人,毕业于安纳波利斯海军学校。中法战争期间来华,先后在天津水师学堂,威海水师任职。甲午海战期间,作为 “镇远”号大副与中国海军一道,参加了惨烈的“大东沟海战”同当时中国海军官兵一道,奋力抗击日本侵略军。身受重伤,随着北洋舰队全军覆灭,他回到美国, 终日奔走于美国当时各大舆论交流所在,到处演讲,叙说中国舰队的英勇作战。为“中国舰队”在西方遭受的不公正的舆论待遇所愤慨。1897年2月11日,马吉芬在美国医院愤恨自杀。需要说明的是,这一天是北洋海军高级将领丁汝昌,杨用霖于刘公岛自杀殉国2周年纪念日。(引自百度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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