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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自卫队战史研究人员如何看待《日俄战史编纂提纲》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野村实是日本自卫队的战史研究权威之一。他出身于海军兵学校(第七十一期),太平洋战争期间,在武藏号战舰、瑞鹤号航空母舰上参加实战,后经海军军令部,任海军兵学校教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任第二复员局调查部部员,从事远东国际军事审判日本海军被告的辩护事务,后来进入防卫厅,经日本海上幕僚监部,转人防卫研修所,从事战史研究工作,是防卫大学教授。
野村实有一本名叫《太平洋战争与日本军部》的著作(山川出版社1983年出版)。这本书的序言“太平洋战争与日本军部”的开头论述“历史的教训”,并介绍了日本自卫队战史研究人员从福岛县县立图书馆“佐藤文库”找来的《日俄战史编纂提纲》等一系列文件。其中最引人注意的是前面介绍的“日俄战史史稿审查注意事项”,并“摘录了其主要内容”。
野村实说,“在太平洋战争之前,日本陆军和海军军人印象最深的战争,不是第一次世界大战,而是日俄战争”(野村实著《太平洋战争与日本军部》,第8页)。但是,“在太平洋战争之前参与日本政策决定的和参与战争的陆军和海军军人,只有其最高级首脑作为下级军官有一点日俄战争的经验,而大部分陆军和海军军人都没有参加过日俄战争。日本陆军和海军军人主要通过陆军参谋本部和海军军令部编纂并公开发行的战史,学习了日俄战争的实际情况”(野村实著《太平洋战争与日本军部》,第9-10页)。
公开发行的战史的内容是问题的焦点。野村实说:“就像许多个人传记在编纂的时候美化传记主人公那样,战胜国编纂的战史,容易陷入不触及战争的指导者和部队的指挥官的失败,战场上的悲惨状况被美化,长处被夸张,短处被隐瞒的弊端。”(野村实著《太平洋战争与日本军部》,第10页)根据野村实的介绍,在普奥战争(1866年)和普法战争(1870—1871年)之后,在战争中取得胜利的德国毛奇元帅说:“一般说来,战史要对照战斗结果进行叙述。但是,对于为战争胜利做出贡献的人,不可损毁其名誉。这是国民的义务。”野村实说:“有一种批判说,德国在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尝受战败痛苦的一半原因是,在毛奇编写的战史里,历史的真实和本应引以为戒的教训只隐藏在战争辉煌胜利的背后,在国民的洞察中看不到历史的真实和教训。”(野村实著《太平洋战争与日本军部》)野村实在这样的前提下摘录并介绍了“日俄战史史稿审查注意事项”,他主张:“为了对政略指导、战略指导、作战指导进行深刻的研究,在史稿审查注意事项中,不能不说那些不应该载明的、应该概略叙述的、需要隐晦的、不应叙述的地方才是重要的。”(野村实著《太平洋战争与日本军部》,第14页)当然,如果太平洋战争中的日本军人对日俄战争史有正确的理解,他们会不会在太平洋战争中尝受战败的痛苦,则是另一回事了。无论如何,野村实关于日俄战史编纂工作的上述主张,可以说是一种可以理解的意见。
“违反国际法”是不是“深刻研究”的对象
但是,野村实并没有全文介绍这份“日俄战史史稿审查注意事项”。尽管“日俄战史史稿审查注意事项”原文的各项上有一至十五的编号,但是野村实的介绍却没有加上编号,这是一种让读者不知道野村实介绍了哪些项目的含糊不清的介绍方式。
不仅如此,野村实对于前述“提纲”的第五、十一、十四、十五共四项完全没有介绍。因为野村实说是“摘录”,这种介绍方式也许是理所当然的。我们暂且不谈他对第十四项和第十五项的省略,而他完全没有言及第十一项却是引人注意的。“违反国际法和可能对外交产生影响的叙述”和军事史没有直接的关系吗?
尽管野村实批评说,“不能不说”,对于太平洋战争来说,公开发行的日俄战史中没有写到的“地方是重要的”。但是,野村实却完全没有言及删除“违反国际法和可能对外交产生影响的叙述”的含义。这表明包括野村实在内,现代日本自卫队战史研究人员对近代日本进行的战争的看法,特别是对日清战争和日俄战争的看法,以及他们的历史观。
我再一次摘记第十一项的全文:
不可叙述违反国际法或可能对外交产生影响的事项。
理由:有关虐待俘虏、土人的事项可能导致侵犯中立的误解的事项,以及当局否认的使用马贼的报道,等等,常常容易引起物议,并可能累及邦交,或者可能降低世人对我军的评价。
日清战争是日本同清国的战争。但是在这次战争爆发的时候,特别是在战争的初期,朝鲜是主战场。正像我在本书中极力主张的那样,日军在日清战争中的首次武力行使是占领朝鲜王宫。
另外,如本书后面所述,日军在进行战争的过程中,在朝鲜粗暴地征集了人员、马匹和粮食。关于日军占领朝鲜王宫,以及日军在朝鲜的各种征集,朝鲜官方和民众是怎样对待的呢?它是怎样伤害了朝鲜民族感情呢?对朝鲜人发动的抗日斗争,日军是怎样残酷镇压的呢?
尽管是日俄战争,但它是日本和俄国就朝鲜和中国东北问题进行的战争,它的战场是在朝鲜,是在中国的东北地区。从日本的“朝鲜驻扎军”的行动也能够明显地看到,日本进行日俄战争的时候,首先是无视朝鲜政府面临日俄战争而发表的中立宣言,把朝鲜置于它的军事占领下以后付诸行动的。作为日俄战争的结果,实现了“韩国并合”,作为日本的殖民地,朝鲜遭遇到亡国之痛。朝鲜民族极为痛恨,这是不言自明的。另外,在此后又成为日本殖民地的关东州,日俄战争之后也发生了借口有“反日行为”而杀害中国人的事件。
讨论当时日军的每一个行为,哪些“是否违反国际法”,当然是非常重要的问题。但是,这种讨论会引发各种议论,也是事实。对于这些问题的议论,放到日后去做吧。
但是,正如我在本书前面已经叙述的那样,有关日军占领朝鲜王宫的叙述等等,之所以没有在公开发行的战史上出现,表明日军的行动虽然是顺着帝国主义各国的意愿去做了,但是,它却不能向世界公布。另外,关于朝鲜人民在日清战争中的抗日斗争,外交史料馆里有一个文件夹子,名称是“明治二十六年四月至二十八年九月韩国东学党暴动事件”,其中收录了大量的文件。但是上述文件在公开发行的《日本外交文书》中却完全没有收录。我想这可能是出于对朝鲜人民抗日斗争的镇压会在国际法问题上引起异义的担心。
这样,在日俄战争之后,日本和朝鲜、中国的关系,在日本和两国之间留下了深深的伤痕,日本和朝鲜、中国之间的民族对抗,在此后日本考虑其亚洲政策方面,的确提出了必须面对的非常深刻的问题。
我认为,尽管有这样的问题,野村实仍然没有介绍“注意事项”的第十一项。作为现代日本的历史认识问题,我认为这是不能忽视的。可以说,日清战争半个世纪以后崩溃的军国主义日本“战史研究”中的最大问题正在于此。
编纂《日清战史》的时候有没有《日俄战史编纂提纲》之类的提纲呢?
在结束本章讨论的问题之前,我想叙述一下在编纂《日清战史》的时候有没有类似《日俄战史编纂提纲》之类的提纲呢?
如本书前面所述,我们还不很了解《日清战史》的编纂过程。但是,在阅读了同《日俄战史编纂提纲》有关的一系列文件以后,我估计在编纂《日清战史》的时候,大概有一个近似《日俄战史编纂提纲》的规定。
关于这个估计的根据,我举一例说明。
根据“佐藤文库”《日清战史》草稿《明治二十七年至二十八年日清战史第二册定稿》,在日军占领朝鲜王宫的第二天,1894年7月24日下午5时,日军为对牙山清国军队发动攻击而南下之前,混成旅团旅团长大岛义昌在向部队下达命令的同时,还做了各种训示。战史草稿的撰写者对大岛义昌的训示做了注释。
我对这个训示和注释深感兴趣。下面介绍这个训示和注释的内容:
另外,旅团长还下达了各种训示,告诫其部下。下面列举其要点。曰“现在尚未宣战,因而不可在没有命令的情况下开战”,曰“上至军官,下至士兵,不可有轻敌、争功、议论勤务之繁闲等一切有损国威的行为”,曰“热诚工作,一意进取,不可思退”,曰“战利品不可据为己有,但取得敌将首级者,可获得敌将持有的贵重物品”等数项。
现在会战迫在眉睫,胜败将决定朝鲜的向背。本次战斗是初战,是日清两国军队认真较量的开始。本来两国三百年来(文禄、庆长朝鲜战役以后)没有一次真正的交战,对敌人强弱的判断,只限于平时通过侦察而进行的推测而已。因此,此种推测未必可靠。在这样的状况下,可知对会战负有重大指导责任的旅团长的用心。这些恳切的训示不是很有道理吗。
但是,审查“定稿”的人,在这个注释上贴了一个字条。在这个字条上是这样写的:
希望删去作者对这些训令的注释。因为如果保留这个注释,就等于同意这些不适宜的训令。如编纂规约所述,评论由读者去做,作者只限于叙述事实。例如,该文末尾说不是很有道理吗,它完全违背了编纂规约(字句下面的横线,原文是傍点。在后面,审查人还用了花押)。
由这张字条可知,编纂《日清战史》的时候,有一个“编纂规约”。按照“编纂规约”,战史的编纂“只限于叙述事实”,也就是说,要求编纂人员正确地叙述事实。这个定稿相当于《日俄战史编纂提纲》中的“史稿”,并且已经做了审查。
在相当于“史稿”的草稿中曾经明确地叙述过的日军占领朝鲜王宫始末记录,在公开发行的战史中却变成了“谎言”。由此可知,在编纂《日清战史》的时候,也必会有“不可叙述的十五条”之类的文件。
但是,在阅读这个“定稿”以后发现,在有关日军占领朝鲜王宫的叙述方面,审查人员并没有写上“删除”、“隐晦叙述”之类的辞句。由此判断,“不可叙述的十五条”之类的文件可能是在编纂的某个时期制定的。如前所述,寺内正毅担任参谋次长期间,肯定发生了与寺内正毅出任参谋次长以前不同的事实,如寺内正毅同战史编纂工作负责人东条英教的激烈争论、“新战史委员”的任命等等。我推测,战史编纂方针的变化可能同上述动向有关。
但是,无论如何,我们在《日清战史》编纂问题上依然没有弄清楚肯定存在的“编纂规约”等说明战史编纂过程的具体事实。这样的工作留到以后再做。
(未完待续)
(作者:[日]奈良女子大学名誉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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