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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荣成的一些历史,现在有很多人在关注,并做了深入的挖掘,很多鲜为人知的轶事,通过不同的宣传渠道展现出来,让人们对荣成的历史有了更全面的了解。但笔者发现在一些史实的描述上,往往会出现不一致的说法,这势必会让人造成误解。所以,对一些基本的历史事实,我们有必要去进一步厘清。现列举几个实例,以供商榷。
徐复昌何时修建成山始皇宫
成山头风景区的一段解说词,是介绍徐复昌的:“第一代修庙(成山始皇庙)人叫徐复昌,这就是徐复昌坐化的‘棺’,也就是‘棺材’。道长在弥留之际,就盘坐在‘缸器’里,双手抱拳,再盖上盖,断绝空气,叫做‘羽化’、‘坐化’。这是一个清朝嘉庆年间的出土文物,‘福、禄、寿’三字合一,保存得很完整。”
这里的“清朝嘉庆年间的出土文物”说明,徐复昌死于嘉庆年间。
道光版《荣成县志·古迹》中说:“秦皇宫,在成山上,始皇东游时筑。后人即其遗址为始皇庙。明正德七年毁于火。土人为立小庙一间。国朝道光元年(1821年),道人徐复昌改筑大殿三间,祀滕将军国祥。”
上面这段话说明道光元年徐复昌还在世上。因此,解说词上说徐复昌“羽化”棺材是嘉庆时期的出土文物,与《荣成县志》所记不符。
查看现在网上所有的资料,都按照《荣成县志》所记载的,标明徐复昌于嘉庆末年(1820年之前)在成山遭海难遇救,并于道光元年复建始皇庙。
生活于乾隆、嘉庆、道光时期的付贡,文登县蔡官屯(今荣成市上庄镇蔡官屯)人林培玠在《废铎呓》中,对徐复昌筹建始皇庙一事做了详细的描述。他记载徐复昌是在嘉庆初年(1796年)在成山头遇到海难后,登上成山做了道士,然后筹建了始皇庙。原文如下:
“嘉庆初年(1796年),南来商船覆于山下,舟人攀跻山巅。内一徐姓者,崇明人,易蓑笠以黄冠,为道士于成山,法名本初。复往姑苏募化金资,归建巨庙于山巅。庙外筑一最高灯楼,中置巨瓮,满贮膏油,捻絮作炬,大如儿臂,其油俱江苏吕洪吉供备,燃之通宵不熄,光烛数十里,夜行舟楫见灯则迤逦东下。更铸一巨钟,声闻数十里,遇阴晦风霾,不辨昏晓之辰,则击钟不辍,舟闻钟声,亦知趋避。故成山之下,近时覆溺绝少,而险阻之区,舟行如历坦途。使宰是邑者,详其功于上宪,加以奖赏上达。”
《荣成县志》记述徐复昌一事很简单,而《废铎呓》却用了很多的笔墨详细记载了这件事,连谁为灯楼供应灯油都记录在案,“其油俱江苏吕洪吉供备”。另外,《废铎呓》还在另一篇《徐道士》中详细记述了始皇庙建成后,应该将始皇帝作为主祀,还是将康熙五十一年抗击海盗牺牲的水师游击滕国祥作为主祀一事,徐复昌与成山当地的士绅还展开了辩论。最后徐复昌主张的始皇帝作为主祀占了上风,“于是,君臣之位始定。然道士(徐复昌)以此忤诸生,不常厥居焉。”这段话说明,徐复昌由于得罪了当地的士绅就很少住在庙里了。我们通过这些细节的描述,不能不说林培玠《废铎呓》的记述更能让人信服。而且人们在讨论文、荣在清中期的一些历史问题时,很多人常常会以《废铎呓》的记载为依据。
另外,根据《废铎呓》一书自序和自跋,我们大体可推断出林培玠的几个主要时间年龄段。
在“济南郡附学”一节中,林培玠记道:“乾隆壬子(1792)年,予初应试济南时,郡学暗淡无色,大成殿茅茨敝瓦,蒿莱没阶……”这段是说作者于1792年初次到济南应试看到的情况。过去读书人初次应试基本都在二十岁左右,再根据书中其他一些章节的记述,我们可以推断,林培玠大约生于乾隆壬辰年前后(1772年前后)。
在“自序”一节中,林培玠记道:“嘉庆丁卯改赴北闱拟魁选而移置副车,由是绝意进取,教授家居……”这是林培玠一生获取的最高功名叫“付贡”,嘉庆丁卯年为1807年,作者此时大约是二十七八岁。
林培玠书中所记之事基本都是他幼年听闻的,到了五十岁上下,也就是道光元年(1821年)左右,林培玠开始撰写《废铎呓》一书,共写了八卷。到了七十岁,作者辞去阳谷教谕职位,开始对该书“删去繁冗无味者,共成六卷。”该书作者自序落款时间是“道光壬寅(1842年)天中节(端午节)前三日废铎自书于任运轩。”最后的自跋日期是“(道光)丙午(1846年)花朝(花神节农历二月初二)后三日废铎自跋”。推算一下林培玠此时大约是75岁左右,这基本是他生命的最后阶段了。
徐复昌一事前后的经过,林培玠应该十分清楚。
按照成山头风景区的解说词中所说,徐复昌“羽化”棺材是嘉庆时期的出土文物,这基本应该是考古专家所下的定论,这是最有说服力的实物证据。如果该鉴定属实,那么,《废铎呓》中的记述无疑是正确的,徐复昌筹建始皇庙的时间应是嘉庆年间,而《荣成县志》的记载就有失实之虞了。
英国是否有副将瑞福领兵入侵荣成
《荣成古城大事记》中有一段记载:“清道光二十年(1840年),英军副将瑞福率士兵800人进荣成,知县李天骘募勇300,抗击英人入侵”,“1841年(道光二十一年)瑞福退出荣成。”
道光《荣成县志·兵事》记载:“道光二十年七月英吉利兵船五只至成山。初,鸦片来自夷船,流毒中国十七年,奉旨严禁。英夷无获利,遂驾舟肆扰各省洋面。本年六月初七日,攻陷定海,余党分散驶至东省九只,处处戒严。惟荣成为最紧要。知县李天骘闻报秉请添兵添船,词甚恳切,一面劝捐,修补城池,并雇觅乡勇三百名,授以长枪之技艺,申严纪律,无分雨夜,亲身督查。更与城守千总苏玉春、典史俞椿,轮流守宿。而石、俚各岛,谕令搭盖席棚,分驻乡勇,遍插旌旗,以作疑兵。饬巡检戴应奎督率力守,以固藩篱。嗣蒙调派文登营兵二百名,青州营兵一百五十名,寿乐营兵五十名,以文登副将瑞福统之。济南府左右两营兵四百名,以拣发参将三星保统之,千把外委三十余员,陆续进发。”
到了七月初八日,成山头忽然发现“有夷船五只”,老百姓都很紧张,纷纷举家逃避。李知县带人晓谕百姓,多方激励,人心方才有所安定。于是,派人加紧守城,城墙上旌旗密布,枪炮森列。各枪眼都糊上红纸,点上灯,城上红光一片,海上十里之外都能看得见。文登营官兵屯扎城东北的沙寨,青州、寿乐两营分扎城北海涯,济南两营则在东南小海边与宋埠嘴之西扼守。城南、北两楼,派成山水师分防,而以本城兵分守四门往来接应,且与城外声势联络。成山卫城内外,队伍整齐,炮械坚利,大有同仇敌忾、众志成城痛歼夷匪之气势。
最后的结果是,洋面上又有几只英船直往天津而去,七月二十六日至八月初九日,两次到登州府的砣矶各岛购买薪米,偿给居民洋钱。二十四日大小船五只到长山庙岛呈递禀帖赖求通商。当时住在登州府的官员还向这些英国人“赏以牛羊蔬果若干”。英国人还感激地向岸上“罗拜”致谢,并“立即转帆南驶东省洋面渺无夷匪踪迹”。到了十月初各路官兵“凯撤”,都回到了各自的防区了。
通过以上的历史记述,可以有以下初步判断:
一、英国人并没有进入荣成陆地,只是有五只船在成山海面上游弋。但说入侵荣成也不为过。
二、英国人并没有一个叫瑞福的副将。而瑞福是文登营的副将,统领着文登营、青州营和寿乐营共400名官兵。
三、历史上没有英兵800入侵荣成的记载,很可能是把清兵的文登兵营、青州兵营、寿乐兵营的400人和济南府左右两营400人,当成了“英国兵”。
四、这些英船一般不是军舰而是商船,只是想到沿岸来经商做贸易。事实上并没有发生战争,所以“抗击英人入侵”一说不够确切。充其量是双方经过外交斡旋达成和平协议。
五、“1841年(道光二十一年)瑞福退出荣成”属子虚乌有。事实上这几只英国船在1840年10月份就没有了踪影了。
所以,我们在记述历史的时候一定要严谨,否则就会闹出“笑话”。
知县李天骘在荣成的任期
《山东省情网·荣成市志》关于“荣成县历任知县一览表”一项记载:邓珏,江西奉新举人,道光十六年(1836年),任荣成县知县;李天骘,山西太平举人,道光十七年(1837年),任荣成县知县;李云,顺天人,道光十九年(1839),任荣成县知县;周壬福,江苏昭文付贡,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任荣成县知县。
道光版《荣成县志》的第一页就是李天骘亲笔写的序言,落款是“道光岁次庚子季春知荣成县事平阳李天骘撰”,就是说这篇序写于1840年,此时李天骘还是荣成县的知县。《荣成县志》的主编,岳庚亭在最后的跋中说:“山右(山西)松严夫子(指李天骘)莅吾邑三载,政简刑清,口碑载道……”算算时间,李天骘1837年上任,三年后,就到了1840年。但是,《山东省情网》却记载的是“李云,道光十九年(1839)任荣成县知县”。显然记载的不准确。
另外《风雅荣成》中收载清朝宋绳先写的一篇“文石歌为曾明府作”诗词。该项“曾明府”的注释是:“即曾宪达,江西彭泽人,举人,清嘉庆二年(1797)任荣成县知县。”而《山东省情网·荣成市志》却记载的是“曾宪达嘉庆四年(1799)任荣成县知县”。究竟哪个正确,尚难定论。
不过这张“荣成县历任知县一览表”确实有待进一步确证。
(作者:荣成市人民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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