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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国甲午战争博物馆馆刊上惊悉戚其章先生去世,不胜哀痛。回想与先生交往的情景,尤历历在目。仓促草此短文,以示对先生的悼念。
一
提到甲午战争史的研究,不能不提到戚其章先生。戚先生几乎成了甲午战争史研究者的代表。实事求是地说,威海在中国诸多城市中,学术研究力量并不占优势,然而俗话说得好:“山不在高,有仙则灵;水不在深,有龙则鸣”,威海因为有戚其章先生,才在甲午战争史学术领域內享有今天的一席之地。利用威海曾是北洋舰队的基地和甲午战争的战场之一的特殊有利条件,戚先生率领山东和威海的一批中青年学者,诸如戚俊杰等人,努力奋斗和辛勤耕耘,在北洋海军史、甲午战争史,特别是在甲午海战史方面,硬是拓出了一片研究的天地,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如今威海不仅有甲午战争博物馆、而且办有甲午战争博物馆馆刊,成为甲午战争史研究者必读的研究杂志之一。尤为可贵的是,戚先生和山东及威海的学者们拥有海纳百川的博大胸怀,在当地政府的支持下,多次举办国际国内学术研讨会,欢迎、鼓励和主动邀清国内外学者参会,把甲午战争史的研究推向一个更新更高的阶段。这无论是研究规模、参研人数,还是研究问题的深度和广度,都远远超过“文革”前的数十年,乃至上百年。当今有成就的学者很多,但在一个领域内,个人既有很深很好的研究、又能带领众多学者去研究、并打造出一片学术星空的学者并不多见,而戚先生就是这样的学者。他不但个人对甲午战争史有全面深入的研究,成果丰硕,而且还带领和帮助许多人进入这一研究领域。因此,称戚先生为中国甲午战争史研究的领军人物并不为过。古人云:“莫为之先,虽美不彰;莫为之后,虽盛不传。”一个人在他有限的生命岁月里,能做成一二件别人想做或未做成、而又有益于世的事,就足以垂诸后世了。广大学者早已受益于戚先生的甲午战争史的研究成果,人们是不会忘记他的。
二
戚先生不仅是一位历史学家,而且也是一位忠厚的长者。对于年轻的学者尤其关怀。我是1984年参加甲午战争90周年认识先生的。记得有一天,我给导师陈旭麓先生送信,无意在陈先生的办公桌上看到戚先生邀请陈师出席甲午战争研讨会的信函。当时我已开始研究翁同龢了。于是我给戚先生写了封信,表示自己想参会的愿望,并报了翁同龢与甲午战争方面的论文题目。想不到一个星期后,戚先生就给我回信,表示欢迎,函中还同时附上会议召开的通知,令我喜出望外。会议在威海召开后,他对我们(还有其他中青年学者)关怀备至。因为出席的代表很多,东山宾馆无法安排,我们被安排在市委党校招待所。招待所距会场较远,他特意安排车辆接送,并吩咐接待人员好好照顾我们,从而进一步增加了我们对他的亲近感。
这次威海举办的甲午战争9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令我终生难忘。它是我有生以来参加的第一次学术研讨会,不仅让我认识了戚其章等老一辈学者,而且因章开沅先生的举荐,让我在大会上作了发言。老一辈的鼓励和支持,进一步增添了我学术研究的信心和勇气。可以说,威海是我学术研究启航的首站,我要感谢戚其章先生,也要感谢威海市!
三
作为一名历史学家,戚其章先生无论是治学,还是做人,始终能坚守民族正义,不信歪,敢于和错误观点正面交锋。记得在纪念甲午战争100周年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一位日本学者在会上大放厥词,讲这场战争日本并没有“赚”中国多少钱,还把日军屠杀台湾民众的反抗斗争所花“经费”说成“超支付出”,等等,把日本侵略中国、勒索中国说成是一场“赌博”、“买卖”。戚先生实在听不下去了,他知道我对甲午战争赔款一事有所研究,就轻轻地走到我的身边,鼓励我上台发表看法。在他的鼓励下,我就日本在赔款一事上,如何借口所谓“库平银成色不纯”、“份量不足”,“银磅兑换”不能让日本吃亏,支付地点由日本指定等问题上再次刁难、勒索中国,在大会上进行了揭露,驳得那位日本学者哑口无言,连说“误会,误会”。经过多年的学术交流,戚先生对我有了更多的了解,对我的帮助也不少。一次,我在一篇尚未发表的有关中国赔偿被日军击沉的英船“高升号”赔款数目的文章中,将银磅换算搞错了,先生看到后,及时向我提出,使我得以及时加以纠正。一想起此事,我至今仍存感激之情。
先生虽逝,离我们远去,然而作为一名学者,风范犹存。他的求真务实的治学精神,宽容、大度、平等待人的长者风度将永远激励我们前行。让我们以先生为榜样,在甲午战争史研究领域中继续耕耘,作出更多的成绩,以告慰先生在天之灵。
(作者: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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