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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斋志异》是中国古代影响最大的短篇小说集,也是我国古代最著名经典文学作品之一。《聊斋志异辑注》是《聊斋志异》一书的最早注释本,作者吕湛恩。
(一)吕湛恩生平事迹未见史载,仅据道光五年(1825年)观左堂刻吕湛恩《聊斋》注释本梁溪(无锡)蔡培(道光年间文登知县)所作的序中,略知梗概。
吕湛恩,字叔清,号坦垒居士。山东文登吕家集人(今葛家镇驻地)。生年不详,卒于道光二十年。吕湛恩少年应童试时,受知于山东学政、大学问家阮元(芸苔),成为诸生(秀才)。此后屡入科场而不第,“久困场屋,志不得伸”。其遭遇与《聊斋志异》作者蒲松龄经历有点相似:空有满腹经纶,而又不能实现远大抱负。于是,吕湛恩立志要为《聊斋志异》作注,为的是抒发自己心中的抑郁沉闷之气。
据吕湛恩在《聊斋志异辑注》的自序中所说,他“喜读《聊斋》成癖,披阅之下,于其所征引,搜摭无间,卒以成书”。共同的命运,使《聊斋志异》的作者蒲松龄和《聊斋志异辑注》的作者吕湛恩这两位不同时代的人,完成了中国文学史上的完美的文字合作。经过三年的努力,吕湛恩最终于道光五年完成《聊斋志异》一书的文字注释。
吕湛恩是晚清时期著名的批注学者,一生致力于《聊斋》研究。《聊斋志异》写定于蒲松龄50岁(康熙十九年,1680年),始刻印于蒲松龄死后51年(1766年)。吕湛恩作注于道光五年。从《聊斋》刻印于世,到吕湛恩首次作注,中间相隔59年。
吕湛恩道光五年的注释原本,是脱离《聊斋》原书而单独成书的。在他对《聊斋》作注18年后的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才由广东五云楼将吕湛恩注本与《聊斋》原书合在一起刻印。这就是后来通行的《聊斋志异》注解本。
道光十五年,吕湛恩曾访查传闻,取先世之谱牒旧稿,并加绘世系图,为文登吕家集吕氏家族续纂《吕氏家谱》。
吕湛恩于道光五年编撰《文登县志》,称道光志。
(二)吕湛恩《聊斋志异辑注》在《聊斋》研究中的地位,只有放在《聊斋》研究平台的广视野中,才能理解得更深刻、更清楚。
《聊斋》价值最大的本子是蒲松龄的手稿本,缺点是只存半部、流传不广;
第一个对《聊斋》进行评点的是清初大学问家、在政坛和文坛皆为显赫的王渔洋(士祯)。评点时间当在康熙二十六七年,即王与蒲相识一二年之时;
现存诸本中最为完整的抄本是乾隆十六年(1752年)铸雪斋抄本。它的宝贵在于与手稿本相同、保存原来的面貌;书总目正是蒲松龄的原目和卷数;
现存最早的刻本为乾隆三十一年青柯亭刻本。它对《聊斋》的传播,功绩很大。自此本出后,所有的评注本和石、铅印本,都是根据此本翻印的;
第一个对《聊斋》作注的就是山东文登人吕湛恩。吕湛恩对于《聊斋》研究有开拓创新之功。
在以上《聊斋》研究诸本中,吕湛恩注释本开创了《聊斋》研究新的里程碑。这就是吕湛恩《聊斋志异辑注》在《聊斋》研究领域中的地位。吕湛恩在《聊斋志异》研究领域里的地位是完全不亚于、或高于王渔洋的地位。他高就高在一是第一个为《聊斋志异》作注之人;二是吕湛恩的注是晚清,以至近代对《聊斋志异》作注最受读者和学界重视的注释本,是当时没有人能超越的注释本。
《聊斋》作者蒲松龄的学问是相当渊博的,书中引用的典故比比皆是,做注就成为读者了解《聊斋》旨意的重要途径。如果不具备渊博的学识和较高的学问功底,想做好并且令学界普遍认可的对《聊斋志异》的注释工作,简直是不可能的。以往学界较一致的看法,也是目前大家所看到的,有清一代《聊斋志异》的注解本,通行的只有吕湛恩和何垠两家。但是,吕湛恩和何垠两家的注在一起进行比较,由于一是何注比吕注晚14年(何注为道光十九年);二是何注芜杂、错误较多;三是何注与吕注两注中有的字句完全相同,有的虽个别字句不同,意思却完全一样,何注很多地方是因袭吕注的;四是何注每一注内容前后重复出现较多,实为多余。因此,学界一致认为吕注优于何注;且在出现同一注的情况下,大都只采用吕注;对何注有所删削,对吕注则全部保留下来。
自1843年吕湛恩注本和《聊斋志异》合刊始,后来的诸家坊刻本多用吕注。特别是咸丰后,如:咸丰间坊刻本(民国商务印书馆排印本);咸丰十一年坊刻本(台北新丰出版公司影印本);同治五年维经堂刻本……无论何种刻本,都有吕湛恩的注。光绪十二年上海同文书局《详注聊斋志异图咏》,底本用的就是吕湛恩注本。在会注方面,清人注释《聊斋志异》,以及后来的全校会注集评本和张友鹤“会校” “会注”“会评”(“三会本”)所会注者,只吕何两家。
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一书中说:“但明伦和吕湛恩(对《聊斋》)皆有注。”但是,鲁迅没有提到这一事实:但明伦的注作于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比吕湛恩作注于道光五年晚了17年。而且,但明伦的注,学界和业内人士一般都不称其为注,而称其为“评”。
吕湛恩《聊斋》注释本,是《聊斋》研究中注释最早、影响最大、最有权威性、刊用率最高、流行最广的注释本。
(三)吕湛恩《聊斋志异辑注》一书的特点,一是它的最大价值在于,对《聊斋志异》的用典做了深入的探索,引经据典,并根据类书,具体指出某一字句、某一成语、某些典故的来历,且对大多数注释内容都列举出原文。这就给后人阅读《聊斋》提供了莫大的方便。这是吕注的最大闪亮点。
二是《聊斋志异辑注》对有的字义和读音也都做了一些解释,这给读者阅读也提供了很大帮助。
《聊斋志异辑注》是采用给以注明而不给以解释之体例,只注出章句典故、近世人事、僻奥字音字义,使阅读者免去翻阅之累。
三是《聊斋志异辑注》采用典故比较严谨,错误较少。
四是吕注每注不重复。不像何垠注释每一注前后多有重复,或完全一样,或只有个别字改动。
五是吕注只刊注释而不载原文,注是单独成书的。与原文合刻是后来的事。吕注每注不重复可能与注释不与原文合刊有关。
(四)吕湛恩《聊斋志异辑注》也有不足之处,一是有的地方应给以注而书中没有注。如,《狐谐》狐女拆“狐”字:“右边是一大瓜,左边是一小犬。” “大瓜”,冯镇峦《评》“山左人谓妓女为大瓜,骂左右客尔”。吕对此未注。又如《阎罗》“送左萝石升天”中的“左萝石”为南明福王使清不屈而死的左懋第。由于未注,使读者不知“左萝石”为何人。类似的一些名词和用语的出处,吕湛恩都未注。
二是对重大事件和具体人物事件,注都未有涉及。如对于七、白莲教农民起义等。又如《金世成》之南令公、《堪舆》之宋侍郎、《黑鬼》之李总镇、《鬼隶》之韩承宣,这些人名都无注。象于七起义当时是威震朝廷的重大事件;白莲教起义更是涉及范围很广的事件,吕注熟视而无睹,使人不太好理解。
三是涉及地名未有注。如《阿秀》中的海州,明显是指的辽宁省的海州;《商三官》中的诸葛城,一有可能是指新泰的诸葛村,二有可能是指的沂水诸葛乡。这些地名均应有注而未注。
四是对民俗缺少应有的注释。如《山魈》中的“山魈”,山东有的地方在春节有燃放爆竹驱逐山魈的风俗。何垠有注,吕未注;《雹神》中的李左车,雹神李左车的传说在山东的流传还是较为广泛的。这也是应有注而吕注没有注释(何垠也无注)。
五是涉及到一些典章制度中的名词和制度,也是应有注而未注。
六是涉及到一些官职、官名和职掌,也是应有注而未注。
七是有的注只是指出字句的出典,或孤立的解释字义,而没有和正文联系起来,以致使人不能确切、完整的理解问题。
八是有的地方给注解错了。如《罗祖》“玉柱下垂”。吕注“江淹赋:掩金觞而谁御横玉柱而覆轼”,显然吕注是指乐器柱子。而此处实质是指佛家坐化鼻垂双涕的状态。又如《瞳人语》篇“吃吃”。吕注据《集韻》释为笑貌。其实此处指口吃而非笑声。再如《焦螟》中的“董侍读默庵”,吕注认为“名讷,字茲重,平原人,康熙丁末探花,官兵部尚书”。而实际上是字默庵,做过总督、左都御史,未做过兵部尚书。
吕湛恩《聊斋志异辑注》尽管有以上不足,但其在《聊斋志异》研究长河中的开创之功是不可磨灭的。
本文主要参考书目有:朱其铠《全本新注《聊斋志异》(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9月第一版);张友鹤辑校《聊斋志异》会校会注会评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61年7月);山东省资料库-蒲松龄库-第四卷-第一类-第一辑:“清代评点”-“二 吕湛恩注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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