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烈士于春暄

辛亥革命，是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它推翻了在中国统治了两千多年的腐朽的封建君主专制主义的统治，掀开了中国近代历史崭新的一页。

于春暄，威海市东涝台人，他生而颖悟，小时候即知读书，以报国为本，但生长乡曲，无入新学门径，只得攻诗文，以为进身之阶，17岁赴童子试，屡列前茅。24岁入烟台毓材学堂，始习科学。清光绪二十八年入泮宫补弟子员。1904年春东渡日本，入东京洪大学校就读法律。

1905年8月20日，他出席了孙中山先生在日本东京组织的17省留学生代表参加的同盟会筹备会和成立大会，成为同盟会的第一批会员。同盟会的宗旨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

同盟会成立后，许多革命志士纷纷入盟，形成了一支强大的有组织的革命力量，他们在日本集会、结社、游行、发传单、出报纸、出刊物，宣传同盟会的纲领和宗旨，宣传革命，揭露清政府的腐败和无能。留日学生的革命行动极大地动摇了清政府的封建统治，于是，清廷住日公使杨枢串通日本政府颁布了“取缔中国留学生规则”，激起了留日学生的强烈反抗。1906年春，于春暄与同志徐镜心、谢鸿涛、陈命官等愤而归国，秘设同盟会分部于烟台，并经常赴各县联络，发展会员。为了培育革命力量，于春暄在烟台参与徐镜心、谢鸿涛、邹秉绶等创办的东牟公学，并充当教员，专以宣传革命为职志。东牟公学对外是学校，对内则是同盟会会员南来北往的联络点。它问世三载，推动了烟台商埠和邻近各县的革命风潮蓬勃发展，以致引起了清政府两江总督端方的警觉，下令“缉查乱党”，东牟公学被扼杀在摇篮之中。后来，于春暄在本村创办了初等小学，又在本乡洪智寺创立高等小学，并担任文登师范传习所所长。

随着反清民主思想的传播，资产阶级革命派和社会下层群众的反抗斗争日益高涨，内外交困的清朝统治者危机四伏，不得不变换手法，推行所谓“新政”，企图继续维护其封建统治，于1907年宣布在中央筹备资政院，在各省筹设咨议局。这是清王朝垂死挣扎中的一场政治大骗局。他们的这一举动，无非是对外表示要实现“立宪”，继续谋求帝国主义的支持；对内则抵制日益兴起的反清革命，收买资产阶级立宪派，欺骗人民群众，缓和社会矛盾。山东咨议局经过自下而上半年多的选举，于1909年10月14日成立，于春暄是全省103位议员中的一员，也是文登县(当时威海卫属文登县管辖)唯一的一位省咨议局议员。

山东咨议局成员成份复杂，派系很多，政见不一，主要是进步势力和封建顽固派及保皇派之间的矛盾。据史料记载：“十分难得的是，山东咨议局当中，有5人主张以武装力量推翻满清政府，即濮州的彭占元、蓬莱的陈命官、文登的于春暄、黄县的王学锦和寿光的王志勋。他们在咨议局内部以及在反清斗争中均发挥了重要作用。”另据史料记载：“清政府推行‘新政’后，莱阳地区人民除缴纳正税外，还要缴纳附加地亩税和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从而使人民负担‘骤增数十倍’。1910年春，又逢歉年春荒，人民缺食者十之八九。而县令不顾人民死活，与地方劣绅相互勾结，鱼肉乡里，人民被逼得走投无路，铤而走险，于5月，由曲诗文组织联庄会发起武装抗税运动，村民闻风而起。5月21日，5000多人集会，纷纷要求清算积谷，追回捐款。在曲诗文的带领下，农民冲进莱阳县城，包围了县署。当地官府诬称‘土匪造反’，力主对农民进行镇压剿灭，残酷血洗。省咨询局召开会议讨论此案，丁佛言、周健龙、于春暄、张公制、王厚庵等六人在会上力持异议，认为是‘官逼民反，罪在乡绅’，坚决要求惩治贪官劣绅，同封建官府和顽固势力的观点尖锐对立。后来两种意见相持不下，于春暄等六人愤而以辞职抗议，被时人誉为‘六君子’。”

1911年10月10日，孙中山先生在武昌发起武昌起义，各省纷纷响应，山东革命党人积极活动，遂于11月初在省咨议局开会，预备独立。在革命党人推动下，11月13日公举山东巡抚孙宝琦为临时都督，宣告山东独立。就在山东独立的前夕，11月12日革命党人在烟台发动了武装起义，一夜间光复烟台，大街小巷鼓角齐鸣，各商户易帜欢迎，并召开群众大会，庆祝烟台独立，成立了烟台革命军政府。于春暄积极参与了烟台独立的斗争，并在烟台革命军政府供职。

1911年11月底，于春暄奉烟台革命军政府委派，率诸同志光复了文登、荣成，建立了文登、荣成革命军分政府。

革命军政府的建立和一些民主政治措施的实施，必然触及到封建顽固势力的利益，激起了他们的强烈仇恨，不肯退出历史舞台的清朝旧官僚，则在幕后密谋策划，以地主武装葛吕团练总局的名义散发传单，制造谣言，说什么“城内之事，系孙文乱党所为，济南独立已被镇压，革命党人均系亡命之徒，若不除此辈，必有附逆连坐、洗县之祸”。这些蛊惑人心的反革命宣传使当时尚处闭塞状态的广大封建农村大为惊惧，各村竟形成联防，按户出丁，不几日就集聚万人以上，并于12月21日包围了文城，大批革命党人惨遭杀害。这时，正在石岛整顿商埠的于春暄也被荣成暴乱匪徒重兵包围，因寡不敌众，也在石岛被捕，后被系送文登囚狱中。民国元年二月，于春暄与文登被捕的革命党人共59人就义于城西门外。据1960年尚健在的辛亥革命老人赵泮馨回忆，当时他动员于春暄离开石岛，到威海英租界躲避，他坚决不走。于春暄被捕后，在文登城西门外被匪徒凌迟处死，状甚惨。临刑时，他慷慨陈词，气不稍馁，十分壮烈。真可谓为革命粉身碎骨，在所不辞。

惨案发生后约半月，新任山东都督胡瑛派营长宫锡德率民军百余赴文登，将城内团匪驱散。暴乱平息后，经民军提名，会议通过，由参与文登举义的幸存者赵泮馨暂任民政长。民国元年4月，为辛亥革命文登59烈士举行了追悼大会，将暴乱头目之一、绰号王五鸡屎拖至北门外刀砍数块，以祭烈士英灵。

于春暄壮烈牺牲后，留下许多书籍、文稿，但几经战乱，后又遭十年浩劫，只剩下两张遗像和一张手稿，其他遗物已荡然无存。

于春暄留下的这张手稿全文是：“末世，士风日靡，廉耻道丧。不肖之徒往往凭依城社，妄作威福；入则奴颜婢膝，专伺意旨；出刚夸耀于人，以张其权而怙其势。至一遇财政所关，动辄乾没欺隐，莫可究诘。即不至是而阔略一切，漫无訾省，金杯羽化，谬示大度。是二端者，余俱不取。矧今时局大变，维新诸政，在在需款，虽有召父杜母，不能不取给于穷黎。倘以敲骨吸髓之财，浪掷虚谷；上之为官府敛怨，下之为草野遗殃，其隐患将有不可胜穷者！”

于春暄遗稿，针对晚清士大夫阶层存在的道德沦丧、奴颜婢膝、媚上欺下及利用权势贪污腐化挥霍浪费等恶习，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鞭笞。他指出，所谓的“维新诸政”所需资财，取自贫困的黎民百姓，倘浪掷虚谷，则祸国殃民，遗害无穷。这充分表现了一个近代知识分子忧国忧民的胸怀和于乱世之中绝不随波逐流的高尚情操。

辛亥革命烈士于春暄传

烈士春暄，讳镛，姓于氏，东海望族也，世居山东文登县威海卫东涝台村，曾祖懿德，祖复，父庆余，烈士生而颖悟，玩好异常儿，祖若父母皆奇之，年八岁，出就外传，即知读书以报国力本，但生长乡曲，无入新学门径，只得攻诗文以为进身之阶，十七岁赴童子试，屡列前茅，二十四入烟台毓材学堂，始习科学，即于是年入泮宫补弟子员，时清光绪二十八年也，次年留学日本，肄业于东京洪大学校，即入孙中山先生所创立之同盟会，又次年秋，因日本取缔中国留学生，与诸同志愤而归国，越明年，与同志谢鸿焘、陈命官、邹秉绶等，在烟台组织东牟公学，兼充教员，专以宣传革命为垦勺寻在本村创设初等小学一处，又在本乡洪智寺设立高等小学，复充本县师范传习所所长，宣统二年，被选为山东谘议局议员，三年秋，武昌起义，加入革命团体，实行革命工作，烟台都督府成立，烈士奉委率同志光复文荣两县毕，因公赴石岛，适土匪蜂起，围攻县城，残杀同人，烈士在石岛亦被匪人系送文登囚狱中，民国纪元二月，与诸被囚者并毙命城西门外，状甚惨，当赴刑时，犹慷慨陈词，气不稍馁，时年甫三十有四，遗妻丛氏，子名复汉，因家计为艰，弃儒为商，未几，以痨疾卒。

赵泮馨（此文原载民国初期出版的《辛亥文登五十九烈士传》）

（作者：当代著名画家，曾任《联合日报》社长、总编辑、山东省政协副秘书长）

---

声明：本网转载刊登此文仅以传递更多信息为目的,不代表本网支持或赞同文中观点。

关于作者  (请作者来信告知我们您的相关资料，点击这里查看我们的联系方式。)

相关文章

• 暂无相关日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