蓬莱发现高丽镶嵌青瓷探析

2005年7月，在中国北方著名古港——登州港(蓬莱水城)清淤工程中，发现3艘古代沉船。其中，在蓬莱3号古船上，发现两件产于朝鲜半岛的高丽镶嵌青瓷，引起韩国学术界的关注。当年12月，韩国国立海洋遗物展示馆金圣范馆长、金炳堇博士访问蓬莱，对新发现的高丽镶嵌青瓷进行鉴赏。在山东半岛发现高丽镶嵌青瓷及有关高丽文物，是近年来中韩关系史上一次重要的文物发现，在中国与韩国学术界产生了影响，本文现将相关情况进行介绍和探讨。

一、高丽镶嵌青瓷的发现

登州港位于山东省蓬莱市市区北部，处于东经120°44′45″、北纬37°49′37″之间。自公元707年登州设立后，登州港一直使用至今，是中国少有的几处使用一千多年的港口之一。2005年3—11月，登州古港开展建国后第二次清淤工程。7月24日后，陆续发现3艘古代沉船，均位于1984年发现的蓬莱1号古船西侧，分别编号为蓬莱2号、3号、4号古船。蓬莱2号、3号古船保存较完整，蓬莱4号古船只剩下4块船底板。蓬莱2号古船残长22.5米，残宽5.6米，残存6个舱，舱残深0.56米，船型呈瘦长的流线型，与1984年发现的蓬莱1号古船船型相同。蓬莱3号古船紧靠蓬莱2号古船北部下方的淤泥中，残长19米，残宽6.2米，残存6个舱，舱残深1.28米。出土遗物较为丰富，有瓷器、陶器、料器、石器、瓜果种子、棕绳、草编、竹片、鱼刺等。

8月20日，在蓬莱3号古船的第4舱发现高丽镶嵌青瓷水波联珠纹碗，已残，口径18.5厘米，高8.7厘米，足径5.6厘米。该碗为青釉，灰胎，碗内外施满釉，釉有细小冰裂纹，圈足露火石红。碗内心留有3处支钉痕，足底粘满白色窑沙。碗内壁自上而下镶嵌3周白色水波纹和1周白色联珠纹，外壁镶嵌5周白色弦纹。8月27日，在蓬莱3号船第6舱北侧舱壁板下，发现高丽镶嵌青瓷菊花莲瓣纹碗，已残，口径10.3厘米，高3.7厘米，足径4.5厘米。该碗为青釉闪黄，有细小冰裂纹，灰胎，直口，尖唇，圈足，足底削成外高内低，足内底微凹，留有明显的旋削痕。碗身施满釉，碗心镶嵌菊花和莲瓣纹，中心部位镶嵌12瓣白色菊花，围以白色双圈纹饰。外围镶嵌18瓣白色莲瓣，又用白色双圈纹装饰。碗内壁嵌绘3丛唐草①，碗外壁饰4周弦纹。

高丽镶嵌青瓷的制作工艺，是在瓷胎未干时先画上花纹，按所画花纹在瓷器胎体上剔出凹槽，凹槽深度要适当，然后用白色釉料,将花纹的凹槽填平，后罩上一层青釉烧制成镶嵌青瓷。高丽镶嵌青瓷的制作，工序较多，制作复杂，镶嵌青瓷烧成后,青釉与白色花纹对比明显，产生强烈的艺术效果，具有较强的艺术感染力，极具观赏价值。

从发现两件高丽镶嵌青瓷的花纹图案观察，经对比韩国出版高丽镶嵌青瓷资料②，发现蓬莱3号古船出土的高丽镶嵌青瓷菊花莲瓣纹碗，其菊花莲瓣图案，是14、15世纪高丽镶嵌青瓷中一种常见花纹图案，在韩国各地多有发现，在釜山大学博物馆和首尔私人收藏家，均藏有同样的高丽镶嵌青瓷菊花莲瓣纹碗。而高丽镶嵌青瓷水波联珠纹碗，由水波纹和联珠纹组成图案，在韩国发现的高丽镶嵌青瓷中，此种花纹图案尚不多见。

高丽镶嵌青瓷的窑口产地，受到中国越窑、龙泉窑的直接影响，从釉色、花纹图案来看，与中国青瓷有明显区别。两件高丽镶嵌青瓷胎体厚薄适中，青釉均有细小冰裂纹，制作工艺上乘。其中，高丽镶嵌青瓷水波联珠纹碗，釉色呈粉灰，碗底粘满窑沙。而高丽镶嵌青瓷菊花莲瓣纹碗，其釉色粉青，碗外壁刻有深凹槽，碗底无窑沙。两碗在釉色、花纹图案、工艺等方面都呈现不同特征，因此表明两件高丽镶嵌青瓷碗，是由高丽不同的窑口生产。

高丽镶嵌青瓷的年代，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烟台市博物馆、蓬莱市文物局的文物考古人员，根据古船发掘现场的地层判断，其年代为元末明初。而韩国国立海洋遗物展示馆金圣范馆长、金炳堇博士认为，两件高丽镶嵌青瓷的年代为高丽时代后期，在公元1350－1380年之间。中国与韩国的专家，对两件高丽镶嵌青瓷的判断不谋而合，因此可以确定，高丽镶嵌青瓷的年代为元末明初。

在蓬莱3号古船上，还发现高丽陶茧形壶、陶瓮等舶来文物。陶茧形壶呈灰陶质，已残，高30厘米，口径9.5厘米，底径45厘米，壶身饰弦纹。茧形壶因形似蚕茧形而得名，在中国流行于战国、秦汉时期，传播到朝鲜半岛后，在14—16世纪，这种器形相当盛行，韩国保存下来的茧形壶多为瓷质，象蓬莱3号古船上发现的大型陶茧形壶，目前发现的还不多见。发现的陶瓮为灰陶质，残损严重，直径65厘米，瓮外表为素面，内壁留有明显的拍印纹。宋朝出使高丽的使节徐兢记载，中国使船船队到达高丽时，高丽人以为中国船队经过长期航行一定会缺少饮水，许多高丽人划着小船，船内用陶瓮装满清水，来向中国船队供水。因而可以判断，在蓬莱3号古船上发现的陶茧形壶、陶瓮，均是古船上日常存储液体的器皿。

二、高丽镶嵌青瓷的传播与登州港国际海路“登州海行入高丽、渤海道”

在登州古港的古代沉船上，发现由海路传播的高丽镶嵌青瓷，是中国首次经科学发掘，证明了高丽青瓷的海路传播渠道，因此不能不考察登州港的历史渊源。早在公元707年唐朝设立登州后，登州成为山东半岛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登州港变成对外交流的主要出海口。据《新唐书》记载，唐朝与国际往来的海路主要有两条，即“登州海行入高丽、渤海道”和“广州通四夷道”。“广州通四夷道”是从广州港启航，经南海进入印度洋，与印度、阿拉伯半岛、非洲开展交流。而“登州海行入高丽、渤海道”的航线即：“登州东北海行，过大榭岛、龟钦岛、末岛、乌湖岛三百里。北渡乌湖海，至马石山东之都里镇二百里。东傍海壖，过青泥浦、桃花浦、杏花浦、石人汪、橐驼湾、乌骨江八百里。乃南傍海壖，过乌牧岛、贝江口、椒岛，得新罗西北之长口镇。又过秦王石桥、麻田岛、古寺岛、得物岛，千里至鸭绿江唐恩浦口。乃东南陆行，七百里至新罗王城。”③这条海路是从山东半岛登州港启航，经过庙岛群岛，沿辽东海岸，抵达朝鲜半岛，再由此南下过对马海峡到达日本。此外，还开通由山东半岛东部启航，横渡黄海，到达新罗、日本的海路。唐朝历史上，许多新罗遣唐使、日本遣唐使通过登州海路在登州登陆，经过山东半岛，抵达唐都长安。通过登州海路传播到朝鲜、日本的中国文物，近年来在韩国和日本多有发现。

唐朝“登州海行入高丽、渤海道”的国际海路开通后，登州港日益兴盛，海外往来日趋频繁，发展成北方最大港口④。唐朝为迎接新罗（朝鲜时为新罗）航海而来的使节，在登州南街兴建驿馆——新罗馆专侍接待。在登州文登县青宁乡，许多新罗侨民定居于此。近年发现的新罗人金清，定居青宁乡，曾官至押衙，捐资修建无染寺的塔殿⑤。唐朝为管理新罗侨民，在青宁乡设外事管理机构——勾当新罗所⑥，办理各种新罗事务。新罗许多著名人士在山东半岛活动，新罗清海镇大使张保皋的船队，往来于新罗和山东半岛，张保皋在文登县（今属荣成石岛镇，位于赤山）出资兴建的“法华院”，常年有30多个新罗僧人在此院内讲经。登州港作为唐朝与新罗往来的重要口岸，在官方交往、民间贸易等方面都起到重要作用。

宋朝与高丽交往频繁，登州港是两国使臣往来的主要港口。北宋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宋朝在登州设置高丽馆，接待高丽使臣，礼遇有加。因接待过繁，开支较大，北宋天禧五年（1021年），宋朝廷“别给登州钱十万，充高丽贡使之费”⑦。登州港既是宋使前往高丽的出海口，也是高丽使臣的登陆地，史载：“高丽人往返皆自登州。”⑧两国间民间贸易在登州随之开展，后因北方契丹族的兴起，登州成为军事重镇，繁荣的登州港逐渐衰落⑨。

元朝时期，高丽青瓷作为名品，仍源源不断输往中国。《高丽史》卷三十《世家》记载，高丽忠烈王十五年（1298年）“八月成午，耽罗按抚使忽都塔儿还自元中书省谋求青瓷瓮、盆、瓶”等高丽青瓷大器，元朝廷要求高丽青瓷作为贡品，输往元都满足其需求。据说赵仁规向元朝廷贡献的画金瓷器，引起元世祖的注意，元世祖询问高丽画金瓷器的情况。此外高丽青瓷的民间贸易也在进行，在登州港古代沉船上发现的高丽镶嵌青瓷表明，高丽青瓷从朝鲜半岛西南海岸青瓷产地的港口装运上船，通过海路输往中国的可能性。元朝的登州港，沿续着唐、宋时期繁华的国际海路，起着北方海内外贸易的集散地和交流口岸的重要作用。

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山东半岛的蓬莱、长岛、福山等地海域，从水下陆续发现朝鲜李朝瓷器，发现最多的是李朝青花印花碗，瓷质一般，碗外壁模印牡丹唐草纹，属朝鲜半岛长期延继的传统花纹图案。此外，在以上地区还发现大量“朝鲜开国500周年”、“大韩光武六年”等朝鲜铜钱。从而说明，通过登州港的海路，中国与朝鲜的国际贸易一直没有间断。登州海路水域发现的水下朝鲜文物，应引起中国与韩国学术界的关注。

三、高丽镶嵌青瓷发现的价值及意义

在山东半岛蓬莱市登州古港发现高丽镶嵌青瓷，是中国第一次从古代海船上发现高丽青瓷，表明高丽青瓷从海路输入中国的历史情况，填补了中韩经贸史的空白，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价值。

据中国学者研究，9世纪以前，朝鲜半岛是陶器生产时期，瓷器（主要指青瓷）生产是在9世纪从中国越窑引进龙窑生产技术以后，可以说9至10世纪是朝鲜半岛从陶器生产向瓷器生产的转折和飞跃时期。公元918年，高丽在全罗南道的康津、全罗北道的扶安等地设立窑厂，生产青瓷，开创了青瓷生产的新纪元⑩。高丽青瓷的生产分前、后期，前期以出产翡色青瓷闻名，宋朝使节徐兢在《宣和奉使高丽图经》第33卷记载：“陶器色之青者，丽人谓之翡色。近年以来，制作工巧，色泽尤佳。”而后期以高丽镶嵌青瓷为代表，高丽镶嵌青瓷的花纹图案、工艺技法，具备强烈的民族风格，已脱离中国越窑、龙泉窑瓷器的影响，形成了其独特的民族风格。据韩国资料介绍(11)，迄今发现韩国翡色青瓷实物，为全州出土,公元1105年的青瓷瓜形壶；水原石浦里高丽古墓出土,公元1117年青瓷阴刻凤凰纹碗等最为著名。而高丽镶嵌青瓷，则以明宗智陵出土,年代为1202年青瓷镶嵌荔枝纹瓷器为代表。这些出土的高丽青瓷，均是韩国各地博物馆的馆藏珍品。引人注意的是随着高丽青瓷技术的发展，高丽青瓷的质量不断提高，产量逐步增加，高丽成为东亚瓷器输出国，青瓷输出是从12世纪开始，高丽青瓷蜚声海外。

在素有瓷器王国之称的中国，高丽青瓷传播广泛，迄今在北京、浙江、安徽、山西、辽宁等省、市都有发现。这次在山东半岛古代沉船上发现高丽青瓷，更有其特殊意义。高丽青瓷传入中国后，深受中国上层社会的喜爱。据南宋太平老人著《袖中锦》记载：“监书、内酒、端砚、洛阳花……西夏剑、高丽秘色……皆为天下第一。”高丽秘色即高丽出产的青瓷，是当时名满天下的优质品，深受中国人的喜爱和信赖。在中国各地许多古墓中，均发现高丽青瓷，这些古墓主人均是士大夫、达官贵人，其死后要用高丽青瓷陪葬，可见高丽青瓷受到中国上层社会的喜爱程度。

高丽青瓷不仅输入到中国，在日本也有大量出土。据1985年日本贸易陶瓷研究会编《日本贸易陶瓷文献目录——发掘调查报告书等》，对高丽青瓷输入日本考古发现进行统计，在日本的青森、秋田、秦高、神奈川、富山、石川、福井、山支阜、京都、奈良、鸟取、岛根、广岛、福岗、长崎、冲绳等地都出土了高丽青瓷。在日本比较集中的是广岛县，在53处遗址发掘中，出土的高丽青瓷以碗、托盖、小钵为大宗产品，经朝鲜半岛出产瓷器的窑口查对证实，多为康津、扶安窑生产的镶嵌青瓷，其时代为13—15世纪。在福井县一乖谷朝仓代遗址，先后出土12—16世纪的高丽青瓷、白瓷就有20余处。可见高丽青瓷同样受到日本人的欢迎，输入量较大，成为东亚国际贸易的大宗商品。

在山东半岛发现高丽镶嵌青瓷，说明韩国古代陶瓷艺术品，曾作为传播友谊、促进两国人民交流的使者，跨洋越海从海上来到中国。青莹晶润的高丽青瓷，成为当时中国人喜爱的佳品。在山东省蓬莱市发现的高丽镶嵌青瓷，距今已有600多年，而色泽仍晶莹鲜艳，确是珍贵的海外文物。高丽镶嵌青瓷的面世，对中韩文化交流、经贸史、陶瓷史、航运史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

①［韩］郑良谟：《韩国陶瓷器》，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542页。

②［韩］姜景淑：《粉青沙器》，大元史股份公司2002年版，第32页、第93页。

③《新唐书》卷43《地理志七下》。

④彭德清、杨熺主编：《中国航海史》（古代航海史），人民交通出版社1988年版，第175页。

⑤刘永智、袁晓春：《山东省文登市昆嵛山无染寺系新罗人金清捐资建造》，载《学术研究丛刊》，1991年第1期,第105页。

⑥［日]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86页。

⑦《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九七“天禧五年”条。

⑧《宋史》卷四八七《高丽传》。

⑨刘雪：《登州与宋朝和高丽的官方关系》，载《登州港与中韩交流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05页。

⑩(12)林士民：《北洋航路拓展与朝鲜半岛制瓷文化的交流》，载《中韩关系史论丛》第4辑，天津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193页。

(11)［韩］尹龙二：《高丽镶嵌青瓷的起源与发展》，载《湖林博物馆所藏品选集·青瓷Ⅱ》，1992年版，第142页。

（作者：山东省蓬莱市蓬莱阁管理处副研究员、中外关系史学会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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