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韩语”还是“朝语”？——兼及“训民正音”及相关问题

自改革开放以来，全国各地不断掀起学习外语的热潮，这无疑是一种无可非议的新气象。的确，不懂外语，如何能同国际接轨？又怎么能同世界各国进行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科技、军事等方面的相互交流？山东而尤其威海地区，地处我国改革开放的前沿，同日本、韩国——尤其韩国在经济、文化、科技等方面的交流特别频繁。为了相互交流的需要，人们对这两国语言的学习热情尤其高涨。

对于韩国所用的语言，时下多称谓“韩语”。这是一个模棱两可的不确定概念。日前，某高校举办的关于加强与规范“韩语”学习的专门会议，堂而皇之地将“韩语”界定为“韩国语”。其实，“韩语”也好，“韩国语”也罢，其不良影响都是一样的，即将人们导入以谬为真的误区。

语言问题非同小可，它不仅是人类所特有的用以表达意思、交流思想的工具，而且更是人类社会文明的象征。弄不好，不但混淆了视听，更不利于人们对人类社会文明的认知。因此，非常有必要对“韩语”、“朝语”作出一番辨析。

一、语言是民族的而并非国家的

关于“语言”，斯大林在谈到民族这一重要概念时曾说，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①。可见，语言是构成一个民族的重要因素，它也是一个民族区别于另一个民族的最重要的特征。不同的民族有着不同的语言。就中国而言，不仅汉族有自己的语言——汉语，满、蒙、回、藏、维吾尔、哈萨克等族也都有与汉语相区别的本民族语言，并且也都有记录语言的文字。但也毋庸讳言，在中华民族大家庭里，以汉族人数为最多，历史也最悠久。专家学者大多认为，早在6000年前，汉语已有了文字。尽管随着历史的演进，汉语成为我国通用语言，但许多少数民族仍保留着自己的语言和文字，当然，他们在历史上用自己的智慧与才能所创的语言、文字，仍然成为表达意思、交流思想的工具。

语言既然是民族的，那么，它的称谓就只能冠以民族的名字，如汉语、藏语、维（吾尔）语、蒙语等。如果以国来命名，至少能生成两种弊端：第一，势必将语言从构成民族的几大要素中人为地拨离出去，从而使民族的概念残缺不全；第二，必然混淆了国家与民族的区别，既违背了科学历史主义的基本法则，也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内涵不相吻合。

就目前的情况看，由于历史的原因，朝鲜半岛尚存有两个国家：北部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南部为韩国。但就民族而言，不论朝鲜人还是韩国人，都属于朝鲜族（简称鲜族），他们通用的语言都是朝鲜族语言，简称朝鲜语或朝语。如同汉语虽然成为中国通用语言，却不能称作中国语或中语一样，朝语虽然成为韩国通用语言，却不能称作韩国语或韩语。

二、对朝语的历史考察

要辨明“韩语”称谓之误，除了弄清语言的民族属性之外，再对朝语的生成及沿革进行一番历史的考察，也是十分必要的。

（一）从中朝源远流长的友好关系说起

朝鲜语言文字的生成与历史沿革，同中朝牢不可破的传统友好关系密不可分。因为朝鲜语言文字的产生与发展完善是以中朝人民长期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科技、语言文字等方面进行全方位交流和优势互补为基础的。尤其中国汉民族的语言文字的传入朝鲜，对朝鲜语言文字的形成有着直接的影响。而这种频繁的全方位的交流与互补，又是与中朝的传统友好情谊为前提的。

1.史前的中朝关系

中朝两国山水相连，唇齿相依，中朝人民的友好关系源远流长。早在上个世纪50年代初，执教于北京大学的著名历史学家张政烺教授（山东荣成市人，后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著名学者）等便著有《五千年来的中朝友好关系》一书，从上古、汉唐、五代宋辽金元，到明清及现代的中朝友好关系，作了言简意赅、史论得当的科学论述。

自人类社会形成之后，任何事物或事业的成就，都离不开“天时、地利、人和”三大要素，其中缺了任何一项都不可以。中朝的友好关系亦然。

地球经历了亿万年沧桑巨变，至五千多年前，已形成中国的山东半岛、辽东半岛与朝鲜人所居有的朝鲜半岛环绕黄海北部与渤海依次排列，并虽隔海相望却近在咫尺的地理环境。如此环境，天造地设，给三半岛的两国先民的陆地与海上交往、沟通提供了便捷条件。陆路往来自不待言，海路方面，由于山东、朝鲜两半岛的围堵，使得黄海北部与渤海湾简直就成了一个内海，并且沿海岸线颇多港湾，这为先民们的海上航行提供了良好条件。前些年，在山东荣成沿海发掘出一条独木船，据专家鉴定，该船距今至少有五千余年。另外，在山东的长岛海域不仅发现了龙山文化时代（距今四千多年）的船尾，而且还在海底发现了原始的巨大石锚。这都证实了三半岛之间的海上往来已不是什么新鲜事了。

两国先民在互相往来与交流中，共同创造了史前环渤海文化。张政烺先生在书中的《上古时代的中朝友好关系》一节里说：“中国古代文化中最重要的成分，如所谓‘黑陶文化’，就发生及滋长在这个区域。”还说：“从考古学上看中朝古文化的关系，最显明的是‘大石遗迹’。这是原始共产社会的人用极大的石头作的种种纪念物，如石棚、石碣、石门、石篱等等。”其中的石棚一式属于新石器时代遗迹，不仅分布于朝鲜多岛海之诸岛，全罗南道、北道，庆尚南道、北道，而且山东半岛尤其胶东相类者遗迹的分布很广。至于第二式石棚则属于新石器时代末期至金石并用时代。不仅分布于朝鲜中、北部，而且辽东半岛的析木城、普兰店、万家岭、许家屯、分水岭等地也都有分布。

通过对“黑陶文化”和“大石遗迹”在中朝三半岛分布状况的大体考察，张政烺先生认为：“我们今日要了解西洋古文明，不能忽略了地中海沿岸的任何地方；同样的，我们要了解古代东方的文明，就不能不看重朝鲜古文化。”因为从朝鲜古文化中，“就可以明了古朝鲜人和古中国人是如何密切联系，交流经验，来共同肩负着创造东方文明的伟大责任”②。至于日本的开化，要比朝鲜晚许多，朝鲜的史前遗迹及历史上的名都大邑，都分布在西海岸而并非东海岸，便是证据之一。

2.箕子与朝鲜

朝鲜先民在步入文明社会（亦即奴隶制社会）门槛之前，也曾有过檀君、朱蒙开国的传说，不过，古代朝鲜正式立国是箕子去朝鲜以后的事。

综览中国古典籍《尚书大传》、《史记》、《易经》、《汉书》、《后汉书》、《三国志》等及朝鲜早期的历史文献《三国史记》、《三国遗事》和后来的《朝鲜史略》、《海东绎史》等可知，箕子乃殷商之王族，因向商末暴君纣王进谏而被囚。公元前1066年，周武王灭商，释放了箕子。而箕子不忍商亡，便率众五千去朝鲜，并正式立国，史称箕氏朝鲜，都于王俭城（今平壤）。作为亡国之臣的箕子，虽不臣服周朝，并率众去朝鲜，但周武王仍对之予以分封，从此中朝建立了东方特有的封贡关系。

箕子去朝鲜后，随之带去了中国先进的生产技术和文化，诸如“田蚕织作”、“诗书礼乐”、“医药卜筮”等，同时，还有“设禁八条”。这些，对朝鲜政治、经济、思想文化与科技的发展进步，无疑起着促进作用。

关于箕子及其去朝鲜并在哪里正式立国的历史，除了见诸史载以外，从中朝两国的大量考古资料中也可得到有力的证据。如1941年，辽宁喀左县小城子遗址发现商周之际的铜鼎。1955年，该县北洞村遗址发现一批西周初期的窑藏铜器群。1958年，该县老哈河遗址又发现了与中原文化有着密切联系的青铜器，其年代相当于东周。尤其令人关注的是，在朝鲜境内出土的许多铜器，与中国辽宁出土的铜器很是相近。朝鲜著名考古学家都宥浩说：“罗津草岛的青铜文化，可能同中国的辽宁地区有联系。”由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著的《朝鲜通史》（上）也认为：“在朝鲜出土的青铜器中，有很多中国系统的细型铜剑、铜铧、铜镞等武器和铜铎、装饰品、铜镜等，它们有时与中国古钱一起出土。”

大量文献与考古资料表明，从远古到朝鲜正式立国，中朝先民不仅凭借着优越的地理环境频繁地友好往来，而且共同创造了辉煌的古代东方文明。朝鲜的语言文字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上逐渐孕育和形成的。

（二）朝鲜语言文字的形成与发展完善

继箕氏朝鲜之后，中国历代政府与人民同朝鲜政府和人民的交往日益密切，情谊也随之与日俱增。尤其战国至西汉初汉字的传入，促进了朝鲜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各项事业的发展，也更加促进了两国的沟通与交流。

1.汉字传入朝鲜

中、朝两国社会的发展进程几乎是同步。而中国汉字的创制，到商朝后期已趋成熟，三千多个甲骨文在河南安阳的被发现便是明证。到了战国与西汉初期，随着大量金属器具、丝绸和漆器的东传，汉字自然也就在所难免地传到朝鲜。迄今在朝鲜境内出土了很多带有铭文的金属器物，如1925年在平壤发现的铸有铭文的秦戈，其制造时间是公元前220年（秦始皇二十五年）。又，朝鲜西北部六个地方出土的明刀币铸有的汉字多达三千多个（内有重复出现者）。此外，在平壤附近还曾发现有铭文的铜钟，其时间是公元前41年（汉元帝永光三年）。

汉字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它的传入朝鲜，对朝鲜民族的智慧之光又起到助燃的作用。朝鲜人民接触汉字后，便开始使用汉字。古代朝鲜人津卒霍里子高之妻丽玉唱的诗歌《箜篌引》，最初就是用汉字写成的。朝鲜史学家认为，该诗歌写作时间当在公元前200年左右，正相当于中国的秦末、西汉初。

朝鲜的高句丽、百济、新罗时期，史称三国。其时已广泛使用汉字，书写汉文。据《三国史记》载：“始用文字时，有人记事一百卷，名曰‘留记’。”表明高句丽在建国之初就使用汉字留书。百济至少在三世纪中叶已使用汉字。285年，百济人阿直岐去日，竟能担任皇子的汉字教师，讲读儒学经典③。375年，东晋人博士高兴到百济，百济始用汉字著书。据《三国史记》载：“至是得博士高兴，始有书记。”至于新罗，建国之初“无文字，刻木为信”④。到了三世纪中叶，汉字开始传入。545年，新罗真兴王曾令大阿餐居柒柴夫等人用汉字撰修国史。

朝鲜三国时期，各国已都能用汉文写出典雅的文章。同时，它们与中国南、北朝诸政权的往来公文、表疏等，也全采用中国的汉字、汉文及格式。414年所建的广开土王碑，碑文全长1800多字，充分显示出高句丽人已能非常熟练地掌汉字与汉文。

2.朝鲜“吏读”的产生

“吏读”，是朝鲜民族在长期吸纳和使用汉字、汉文的基础上，于692年，新罗学者薛聪、任强首等，创造的用汉字的音或义标记朝鲜语的方法。

原本，朝鲜民族在三国形成前就有了自己的语言，只不过是在自己的民族文字尚未创制前先用从中国传入的汉字作为记录的符号罢了。不过，汉字毕竟不是本民族土生土长的文字，使用起来并不是那么得心应手。所以，创制自己的民族文字势在必行。朝鲜民族创造自己的文字不仅很有必要，而且完全有可能。因为朝鲜民族也是具有丰富智慧和富有创造精神的民族。

“吏读”的产生，在朝鲜文明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因为它是朝鲜民族自己语言文字——谚文的雏形。它的出现，为朝鲜人民创造自己民族所独有的正式语言文字谚文——“训民正音”奠定了基础。

3.“训民正音”的创制

到了朝鲜李朝世宗时期（相当于中国明朝正统年间），学者郑麟趾、申叔舟、成三问、崔恒、朴彭年、姜希颜、李垲等，在“吏读”文的基础上，又深入研究朝鲜语的语音，认真总结朝鲜人民在长期使用汉字与吏读文字记录朝鲜语言过程中所积累的经验，同时，借鉴中国汉语的音韵学，尤其是明朝初期的《洪武王韵》，经多年的研究、探索，终于在1444年1月，创制成“训民正音”，简称“正音”或者“谚文”。从此，朝鲜正式有了自己的民族文字。

训民正音共有28个字母，其中包括11个母音、17个子音，由初、中、终三声合成。训民正音的创制，充分体现了朝鲜人民智慧之高超，能够创造出本民族的“简而要，精而通，故智者不崇朝而会，愚者可浃旬而学”⑤的文字，并且也是长期以来中朝在文化和语言文字互相交流的产物。

关于训民正音，有论者认为，富有科学性和人民性的训民正音，是在捍卫民族主体性的斗争过程中创制的。世宗坚决抵制崔万里⑥等一些反动的事大主义者反对创制正音的运动。不仅为创制训民正音采取了各种措施，而且在创制后还积极地普及它。的确，作为朝鲜李朝一代君王的世宗，对于朝鲜民族文字训民正音的创制与推广普及功不可没，但要说他如何为捍卫民族主体性而斗争，如何坚决抵制一些反动的事大主义者反对创制训民正音的运动，则完全违背了历史的真实性。因为：

第一，中朝关系自古至今都是友好的。即使两国间在历史上曾经有过东方特殊的“封贡关系”，也同近代西方所奉行的殖民主义对外关系有着质的区别。更何况中国在同友邦的交往中，多奉行“厚往薄来”的原则。至于发生在1592年与1598年的两次明军援朝抗倭战争，为捍卫朝鲜疆土，中朝军民的鲜血共同洒在朝鲜三千里江山之故，恐怕是任何人也抹杀不了的。

第二，所谓“事大主义”，其概念生成于朝鲜李朝时期，它蕴含着狭隘的民族偏见，堪称近现代狭隘民主主义之滥殇。至于将在训民正音创制过程中曾坚持过不同学术观点的学派冠以“事大主义”恶名的做法以及“世宗抵制反动的事大主义”之谓，则无疑是同科学历史主义的基本法则相悖的，并且纯属子虚乌有。

从训民正音诞生的轨迹“汉字——吏读——训民正音”可以论定，该文字既是朝鲜人民聪明才智的结晶，也是中朝友好关系史的必然结果。

语言是表达人们思想和促进思维的工具，又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而语言的产生与发展又必须与文字同步，语言如果缺了书写它的符号，对于人们思想的表达、思维的促进和人际乃至国际的交流，都会造成极大的不便，或者简直就不可能实现。所以，没有文字的语言，是不规范的语言，也不是完全意义上的语言。而训民正音的创制，才使朝鲜语达到了规范、完善的境界。

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民族与语言关系的论述予以审视，训民正音创制的重要意义还在于，朝鲜作为世界民族之林中的重要一员，它不仅有着悠久的历史、共同的地域、共同的经济生活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而且也有了自己的民族语言。

朝鲜语（包括训民正音）只为朝鲜民族所独有，这也就是它的唯一属性，这一属性就像汉语等其他民族语言一样，不因时间或国别的不同有所变化。虽然朝鲜半岛存在两个国家，但如果将朝语理解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语，显然与朝语的民族属性相违背；同样，将朝语称作韩语或韩国语，则不仅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民族与语言关系的论述不符，而且也与史实相悖。因而是不科学的。⑦

①《斯大林全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294页。

②上引张政烺等著：《五千年来的中朝友好关系》，开明书店，1951年10月版，第2-3页。

③（日）木宫泰彦著：《日中文化交流史》，胡汤年译，1980年版，第18页。

④《梁书》新罗。

⑤朝鲜李朝《世宗实录》二十八年九月。

⑥崔万里——朝鲜李朝年间在训民正音创制过程中持不同学术观点的学派代表人物。

⑦参考书目：

朝鲜人民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著，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朝鲜通史》翻译组译：《朝鲜通史》，吉林人民出版社，1975年10月版。

杨昭全、韩俊光著：《中朝关系简史》，辽宁民族出版社，1992年版。

王健群著：《好太王碑研究》，吉林人民出版社，1984年8月版。

张政烺等著：《五千年来的中朝友好关系》，开明书店，1951年10月版。

（作者:刘玉明：中国甲午战争博物馆客座研究员于晓明：中国甲午战争博物馆办公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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