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掉林国祥“丧舰降敌”的帽子——林国祥丰岛战后归国真相考

一，归国过程

1894年7月25日（光绪二十年六月二十三日）），丰岛海战爆发。“济远”舰和“广乙”舰官兵面对优势敌人的突袭，奋力拒敌，不胜而走。方伯谦率“济远”舰逃回威海卫，而林国祥①及“广乙”舰的去向成了疑问。几天后，津海关道盛宣怀（杏荪）收到一份报告：

“光绪贰拾年七月廿五日②，因‘广乙’兵轮与日本兵轮对敌受伤，不能行动，在洪州地面抵滩停泊。有船主、总俥，并有水手十有余人俱在野<牙>山。存<船>主来信仁川，于英署领事求救。于廿六日下午一点钟开赴野<牙>山小英轮一艘，谅亦必回烟矣。”③

这封信的时间、发函人不详。这是关于“广乙”舰官兵战后行踪最早的一份报告，说明林国祥在战后第二天即已为英驻仁川领事委派英轮所救出险。自此以后，关于“广乙”舰及其管带林国祥的信息，陆续汇集到盛宣怀处。盛宣怀接到另一封类似的电报，其内容是：

“于六月二十三日因接友人之信，叙有中国兵轮‘广乙’、‘致远’二艘，在雅<牙>山卸兵，出口之际，逢有日本兵船开炮，所伤中国水军二十余名，其余皆隋<随>船主逃往太安县，县官遂即雇有韩船二只，将水军送至威海，亦有逃散之水军，俱以投业<叶>军门之营。”④

8月4日（七月初四日），负责架设威海卫至成山头电线、并“暂驻成山总管报务”⑤的电局委员高维（诚斋）向盛宣怀报告：

“顷‘广乙’水手九人雇船由韩回成山。据云：三倭船将‘广乙’打坏，复打‘济远’。‘广乙’伤水、炮手三十余人，幸船主、大副俟船搁沉十八岛，即起岸得生。”⑥

高维是个负责任的官员，在发给盛宣怀电报之后，又想到了另外的问题，第二天(七月初五日)向盛宣怀建议：

“昨装‘广乙’水手回成（山）之船，向在韩捕鱼为业，路径甚熟，可否饬照此等船只，优给口粮，仍令赴韩，明则捕鱼，暗作侦探。”⑦

接到高维连续两个电报后，盛宣怀即于当天（七月初五日）指示高维：

“‘广乙’水手九人，望亲讯被轰细情，录供寄津，并询其船主、大副等现在何处。”⑧

对于高维雇用朝鲜渔船作侦探的建议，盛宣怀大表同意，随即指示高维：

“鱼船路径甚熟，现闻牙山叶军败退公州，距牙山东南约百里，望即令赴牙山、舒川两海口侦探叶军现在消息，兵扎何处，舒川海口有无倭船，速到成山报信，准优给工食，并令多招鱼船十数只赴成山备用。”⑨

高维、盛宣怀的想法固然不错，但在当时情况下，是否能够成为现实，是个大大的疑问，这是另外的话题。

虽然盛宣怀指示高维“亲讯”有关“广乙”作战细情和林国祥等人行踪，并“录供寄津”，但我们没有看到高维的报告。8月5日（七月初五日），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禹廷）在给东海关道刘含芳（芗林）的信里通报了一些他所获得的有关“广乙”舰及林国祥等的信息：

“乙船水勇九名乘民船先至成山，内二名由陆前来报信，顷到威防。称该船在牙山外与倭接仗，船伤子尽。时倭船同逐济远，该船驶泰安内澳浅沙处，未即就沉。伤亡学生、炮弁各一名，水勇、升火等三十名。余悉登岸。大副带数［北］路弁勇乘船取道关东一带内渡报信，尚［然］未至；其管带尚在泰安境上。惟刻下该船是否被倭击，竟究浮沉，仍无确耗。业经据情电帅，惟自昨下午至今，威至烟线断未修楚。兹遣镇边前去送电转发。所有乙船应各察办之处，候帅复电再遵照酌行。罗哲士船当已至烟，所报有何闻见，祈详示为祷。”⑩

逃回成山的水勇有2人到威海卫向丁汝昌报信，丁汝昌将询问的情况欲电报李鸿章，因威——烟电信中断，而派“镇边”携函到烟台，请刘含芳转电李鸿章。我们再看盛宣怀、李鸿章获得的另外几则消息。8月9日（七月初九日），接到成山的报告后，盛宣怀指示成山：

“‘广乙’□□□□带水手五十四名，速令赴威海。所云中日开仗，是何日事？即询复。高令何往？”(11)

显然是又有一批“广乙”残卒54人逃到了成山，而且这54名水手显然是前引电报所谓“逃往太安县”、由朝鲜县官“雇有韩船二只”“送至威海”的。但我们仍然无法因此而知道林国祥的确切消息。8月31日（八月初一），李鸿章在给总理衙门的电报中，提到津海关税司德璀琳（GustavvonDetring）的信函，讲到了林国祥的踪迹：

“德税司译呈仁川税司二十四日来函：……又，‘广乙’管驾林国祥并水手七十人在十八岛，由英兵船载回烟台。”(12)

德璀琳的消息很不详细，但说林国祥搭乘英舰返回烟台却是事实。林国祥回到烟台的时间，应该说是很早的（据仁川税司的报告，似乎二十四日即走上了返乡之路）。林国祥在烟台显然是遇上了麻烦，东海关道刘含芳在接手处理此事时，不敢擅自作主，向李鸿章请示。李鸿章于9月4日（八月初五日）电报回复，这已经是延宕将近一个月了。李鸿章的指示如下：

“可令弁兵自行出结照送，以后打仗与否，固非外人所能查问。林国祥如须留营效力，应饬改名。告知丁提督，牙山以南有弁兵四五十，查确处雇渔船往接，用费开报。”(13)

1894年9月10日（八月十一日），李鸿章又有一封电报，答复总理衙门的询问，解释了林国祥等人联署保证书的原由和经过：

“昨奉公函，英轮救出‘广乙’船弁兵十八名，应守局外例，不能再当兵丁等语。查公法，俘获敌国弁兵应拘留，俟事定互换，友邦救出弁兵，系敦睦谊，无拘留、不准再当兵丁明文。‘广乙’在牙山口接仗奋勇，西报喧传，实因船炮俱小，致被轰沉。该弁兵逃匿附近小岛，英船往救，殊为可感。欧使必令取结不再当兵，转近要挟。惟我海军未经战者过多，此项弁兵，分置各船备用，未便锢弃。东海关刘道姑徇英请，令各具结，仍送回丁提督营内效力，业经办结。钧署似可置不复，彼亦无从查究也。”(14)

我们今天在无法看到此后刘含芳发给李鸿章的请示电报、总理衙门给李鸿章“公函”内容的情况下，根据上录李鸿章电报的内容，仍然可以从中解读出林国祥归国过程的几个关键点：（1）林国祥等18人搭英舰归国；（2）林国祥是先抵烟台，而非成山或威海卫；（3）“弁兵出结”之事，发生在烟台，而不是仁川或牙山；（4）要求林国祥“出结”的，是英国驻华公使欧格纳（NicholasR.O’Conor）；（5）林国祥等“自行出结”是经过刘含芳请示李鸿章同意后而“具结”的；（6）林国祥等“出结”是给英国人的，而非“联署与倭”。

需要说明的是，根据《中倭战守始末记》的记载，林国祥在经过仁川时，“访事西友曾往唔林君国祥与其驾驶机器头目,握手长谈”(15)，林国祥讲述了“广乙”在丰岛海战的战斗经过，其谈话录以《广乙兵轮战事》为题收录在《中倭战守始末记》中。还要补充的是，林国祥出具的保证书，《日清战争实记》收录了其内容，即《广乙号乘组员の誓词》，如下：

下名の舰长林国祥以下广乙号乘员十八名は英国军舰の为めに救拯せられたろに由り日清两国战争の间は今后决して再び战斗に从事せざることを兹に宣誓し且つ我は此宣誓に服从するの义务を负ふを明言す(16)

解决了上述问题，根据高维、盛宣怀、丁汝昌、李鸿章的电报（虽然我们掌握的资料仍然不敢说是全面、系统的），我们可以知道林国祥等人归国的经历大致是这样的：

“广乙”受伤后，沿海岸南向驶逃，至朝鲜泰安县十八岛附近搁浅，将残舰处置。林国祥率残卒登岸后，并未集体逃亡而是分队行动。有9名水手被朝鲜地方官雇船送回，8月4日返抵成山；大副等54名弁勇另行乘船内渡，于8月9日前亦从成山上岸；林国祥、总俥等官弁18人前往牙山，寻找叶志超扑空后，遂向仁川英国领事求援。英国领事委托英舰于7月26日下午1时往救，并将林国祥等人送往烟台。过仁川，林国祥与外国访员接谈，讲述了“广乙”舰丰岛海战的经过。返抵烟台，林国祥等人最早遇救却成了最迟归队的一拨，英国公使欧格纳提出林国祥等人需签署“不再参与战事”的保证书，才肯放行。林国祥及东海关道刘含芳不敢作主，电报请示李鸿章。在得到李鸿章“令弁兵自行出结”的首肯后，刘含芳“姑徇英请”，林国祥等18人乃联署保证书。办结之后，林国祥等人于9月上旬（4～9日间）方得返回威海卫海军基地(17)。

二，林国祥归国的另类说法

“相持久之，广乙全船将沉。敌船见之，即弃广乙，而展轮他往，盖欲追袭济远也。敌船既远，林君检点广乙，船舵均已毁坏，不堪行驶，勉强行近一海岛搁浅，又检点所有未毁之大小炮数<导>，自行击毁，然后纵火以焚其船，而免输敌之患。事毕，林君遂带伤残士卒七十名登岸，来叩叶军门大营，以图后举。及至牙山，则华营已空，闻叶军门已于二日前带领所部由忠清道往平壤也。又因牙山朝鲜知府系日军所新派，专与华军为难，故高民不敢供给，以致林君等几乎绝粮。今得英轮载回，亦可谓不幸中之大幸矣。”(18)

这是林国祥在仁川时的访谈录，为《中倭战守始末记》所收录。林国祥对“广乙”舰的处置，并无不妥。当军舰“不堪行驶”且已“搁浅”的情况下，将其毁焚，以“免输敌之患”。“丧舰”，乃是战而不胜之后的无奈之举。正如前节所述，林国祥亦无“降敌”的举动(19)。

但是，我们在后人的一些著述中，看到的林国祥归国过程，却是另外一个样式。如，姚锡光（石泉）在1897年（光绪二十三年）刊行的私家史著《东方兵事纪略》中，指认：

“广乙虽出险，而受伤已重，遂驶撞朝鲜海岸浅滩，凿锅炉，渡残卒登岸，遗火火药仓自焚；而管带林国祥以下将登英兵轮，复截于倭舰，听命立永不与闻兵事服状，国祥以下联署与倭，乃得纵归。”(20)

20世纪30年代，张陰麟在其《甲午中国海军战绩考》中也有相似的文字：

“广乙受殊伤，而放鱼雷不出，遂先逃，至朝鲜十八岛附近搁浅，日舰未之追。管带林登英轮亚细亚号回国，将发，日兵遮之，胁署降服状，乃纵之归。”(21)

张陰麟的文章虽曰“比较中日两方之记录”而“考证”，却并未给明详细出处，也看不出多少使用日本数据的迹象。除了增加了“英轮亚细亚号”外，无疑是大量吸收了姚锡光的说法，即林国祥给日本人签署了“降服状”，并就此给林国祥扣上“丧舰降敌”的帽子。张陰麟认为：“旧史所承认之细节，由今观之，几于无一不成问题。”在此，却对姚锡光深信不疑，实在是不足为训。

姚锡光、张陰麟所述的故事情节，据前文所引资料看，既与事实不符，又不合逻辑、匪夷所思：

1.英国军舰岂能任由倭舰在朝鲜海域（非日本领海）任意“遮之”？其时，英国海军“中国舰队”司令斐利曼特(EdmundRobertFreemantle)对日舰击沉“高升”号反应强烈，几欲与日开战(22)，哪里能够容忍倭舰此种公然的敌对行为!

2.日人不可能放过林国祥。“操江”管带王永发投降后，被日军拘押，且在佐世保被游街示众。日本人正在利用自己的胜利鼓舞士气(23)，林国祥为战斗舰之舰长，其地位较之运辅船船长王永发更为重要，日人岂能放过这样一个大好的宣传标本？

3.签“降服状”与日人，和签署保证书给英国人，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件事。林国祥和他的战友若签了“降服状”给日本人，绝对知道其中的利害，自不可能主动透露真实；但，也不可能彻底地将真相掩盖。

4.若确有其事，则清驻日使领馆人员、华侨、同文馆翻译、清军情报人员(24)，都有可能获取这样的信息，何以无人举报？使得一个准变节分子能不受惩处、且后来还得以提拔重用？

5.此事若为真，林国祥的对手、方伯谦的同情者岂能不及时揭发，而任其在黄海战后取方而代之？且战后的《冤海述闻》在指责林国祥诬陷方伯谦(25)之时，竟无一字提及！

尽管姚锡光、张陰麟的说法疑点毕露，但今人描述丰岛海战后林国祥归国经过时，仍几无例外地搬用了姚锡光、张陰麟的说法(26)。如季平子《丰岛海战》一文称：

“‘广乙’逃至朝鲜十八岛附近搁浅。全船110余人，在与日舰炮击中死30余人。管带林国祥率其余70余人（其中轻重伤员40余人）登陆，纵火焚船。船员中约20人逃至朝鲜大安县，县官雇2小船送回中国。（无题报告，‘盛檔’中日732）一船载9人，于七月初四日到达成山。（高维致盛宣怀电，‘盛檔’，中日1）另一船下落不明。林国祥等人曾至牙山，见叶志超军已去，乃向仁川英领事求援，得乘英舰‘亚细亚’号回国。途经仁川，日人迫林国祥等人立永不与闻兵事服状，国祥以下联署与倭。七月初九日，林国祥等54人到达成山。（‘盛檔’，第9222电）”(27)

季平子的这段文字，显然是相信并照搬了张陰麟那篇问题考证《甲午中国海军战绩考》，并将盛宣怀档案的三封电报内容和姚锡光的说法相嫁接，按照时间进行了编排。《丰岛海战》一文，是作者“参加上海图书馆所藏盛宣怀档案数据整理工作”、并使用上海图书馆“藏有《李鸿章未刊稿（抄本）》一书”写就(28)。惟上述文字使用盛档既不全面，又未见使用李鸿章电函及其它，取材既有偏失，结论自然就不会正确：“国祥以下”既未“联署与倭”；“七月初九日”“到达成山”的，也不是“林国祥等54人”。坐拥史料宝库却不用心翻检，盲目迷信姚锡光、张陰麟，随意送人一顶“降敌”的帽子，倘冤主是今人，不被送上法庭才怪！

①林国祥(1851-1908年)，又名瑞喜。原籍广东新会大泽北洋乡，生于马六甲之槟榔屿。1867年（同治六年）福州船政学堂后学堂开设驾驶专业。林国祥入福州船政后学堂学习驾驶，成为福建船政一期学生。1871年（同治十年）毕业，先后在建威、扬威等舰实习。1874年3月(同治十三年二月)任“琛航”号管驾，1877年9月19日（光绪三年八月十三日），接管“伏波”轮船。1884年（光绪十年），中法即将在福州开战，林国祥率驻粤的“济安”号回援福州。①8月23日（七月初三日），法舰突袭，“济安”连中数弹，“死数人，船漂沉于青州港。”②1890年1月20日（光绪十六年十二月十九日），林国祥管带之“安澜”轮前往巡缉广东钦州。”1892年6月29日（光绪十八年六月初六日），林国祥管带“广乙”赴北洋随同操演。1894年5月（光绪二十年四月），林国祥率“广乙”舰北上与北洋舰队会操。事后，广东水师“广甲”、“广乙”、“广丙”三舰留助北洋舰队，林国祥参加了中日甲午战争，历丰岛海战，黄海战后以守备衔接任“济远”管带。1895年2月（光绪二十一年正月），北洋舰队覆灭威海卫。林国祥被暂行革职，听候查办。1896年(光绪二十二年)夏，林国祥同程璧光等六人被委派往英国阿摩士庄厂监造“海天”“海圻”号两艘巡洋舰③。1899年(光绪二十五年),海天”、“海圻”两艘巡洋舰建成回国，林国祥仍回广东，在广东水师任舰队左翼分统。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卒，葬于新会北洋乡。

②实为1894年7月25日（光绪二十年六月廿三日）。

③《关于“广乙‘船主在牙山向仁川英领事求援报告》（外文书信摘译），盛宣怀档案数据选辑之三：《甲午中日战争》（下），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9月版，第106页。

④《关于日军在朝鲜杀害华商的报告》（光绪二十年七月），盛檔三《甲午中日战争（下），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9月版，第179页。

⑤盛檔三《甲午中日战争》（下），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9月版，第532页。

⑥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三：《甲午中日战争》（上），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10月版，第60页。

⑦盛檔三《甲午中日战争》（上），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10月版，第62页。

⑧盛檔三《甲午中日战争》（上），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10月版，第60页。

⑨《盛宣怀致高维电》（光绪二十年七月初六日），吴伦霓霞、王尔敏编：《清季外交因应函电资料》，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1993年版，第107～108页；又见，盛檔三《甲午中日战争》（上），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10月版，第63页。

⑩《致刘芗林》（光绪二十年七月初五日），戚俊杰、王记华编较：《丁汝昌集》，山东大学出版社，1997年8月版，第212页。

(11)盛檔三《甲午中日战争》（下），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9月版，第535页。

(12)《寄译署》（光绪二十年八月初一日申刻），《李鸿章全集·电稿》（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11月版，第943页。

(13)《复烟台刘道》（光绪二十年八月初五日卯刻），《李鸿章全集·电稿》（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11月版，第953页。

(14)《寄译署》（光绪二十年八月十一日酉刻），《李鸿章全集·电稿》（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11月版，第975页。

(15)《中倭战守始末记·广乙兵轮战事》（卷一），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三十二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87年8月印行，第33～35页。

(16)《广乙号乘组员の誓词》，《日清战争实记》（第六编），东京：博文馆，明治廿七年十月十九日，第99页。中文译本可参见戚其章：《甲午战争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7月版，第53页。

(17)“八月十日，‘广乙’管带林国祥及其将弁、水手、司机等自韩逃归威海。”这是《卢毓英回忆录》（稿本）的说法，但考虑到卢毓英所在“广甲”舰此时多次随海军大队出巡、不可能知道林国祥归国的细节情况，且系事后多年的回忆，“八月十日”这个时间，难以认定是准确、可靠的。

“李鸿章即饬丁汝昌统带铁快各船迅赴朝鲜洋面，相机迎击；旋派德兵官汉纳根充海军总查。是时，由英轮救出广乙船上官兵林国祥等十八人，李鸿章饬其回威，交丁汝昌分别安置。”（池仲佑：《海军大事记》，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八），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4月版，第493页）作为官修海军史的池著，仍未给出林国祥回威海卫的准确时间。

(18)《中倭战守始末记·广乙兵轮战事》（卷一），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三十二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87年8月印行，第33～35页。

(19)对于《冤海述闻》和林国祥仁川谈话所述的丰岛海战经过，“冤海述闻及林氏自白均非无所图之记载。述闻为方氏辩护，利在铺张济远之战绩而将广乙之责任加重。林氏为己辩护，利在铺张广乙之战绩，而将济远之责任加重。然方氏全舰而归，其诿卸责任之需要小；林氏丧舰降敌（按：着重号为笔者所加），其诿卸责任之需要大。此为吾人特别致疑于林氏自述之理由。然毕竟林氏自述虚诳至何程度，吾人今日尚无充分证据，以作确定之判断也。”张荫麟：《甲午中国海军战绩考》，《清华学报》第四卷第一期（1935年）。又见，《方伯谦问题研讨集》，知识出版社，1994年7月版，第292页

(20)姚锡光：《东方兵事纪略·海军篇》，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一），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6月版，第65页。

(21)张荫麟：《甲午中国海军战绩考》，《清华学报》第四卷第一期（1935年）。又见，《方伯谦问题研讨集》，知识出版社，1994年7月版，第295页。

(22)“日本当局对高升号事件未作说明。……建议我方应要求立即罢免并拘捕浪速号舰长和那些在两国政府谈判期间指挥军舰卷入时间的高级官员。若不遵从，我应被授权实行报复。最重要的是，应当做些事情以弥补大英旗帜所遭受的侮辱。”《斐利曼特致海军部电》（烟台1894年8月8日），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中日战争》（11），中华书局，1996年9月版，第131～132页。

“福利满德致书于我舰队司令官伊东佑亨，谓英国商船在英国军舰保护之下，故日本军舰欲搜查时当生不测之事变，为避他日之轇轕计。特此豫告。”陆奥宗光：《蹇蹇录》，丛刊《中日战争》（七），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6月版，第157页。

(23)“二十五日晨，丰岛发生海战，我军大捷。……通报传至军中，上下人人踊跃、庆贺。”《日清战争实记选译·牙山之役》，丛刊续编《中日战争》（8），中华书局，1994年7月版，第19页；

“操江”管带王永发等被押送到佐世保军港时，“船近码头即放气钟摇铃，吹号角，使该处居民尽来观看。……将所拘之人分作二排，使之游行各街。”《弥伦斯致博来函》（光绪二十年七月十四日长崎），盛檔三《甲午中日》（下），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9月版，第145～150页。

(24)《李家鏊致盛宣怀函》（光绪二十年七月二十四日长崎舟次），盛檔三《甲午中日战争》（下），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9月版，第168～170页。

(25)“其管带林国祥既回威海，惧己不战而遁，毁船而回，罪无可逭，遂谓临战之时，济远不援，以致船坏，且贿嘱其亲属之在沪报馆者，造其蜚语，希图卸罪。”《冤海述闻·牙山战事纪实》，丛刊《中日战争》（六），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6月版，第86页。

(26)类似的说法还可见于，孙克复、关捷：《甲午中日战争人物传》，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5月版，第175页；姜鸣：《龙旗飘扬的舰队》，北京：三联书店，2002年12月版，第352页；戚其章：《甲午战争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7月版，第53页；关捷主编：《中日甲午战争全史·战争篇》，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年8月版，第261～262页。

(27)季平子：《丰岛海战》，《历史研究》，1980年第4期。又见，《方伯谦问题研讨集》，知识出版社，1994年7月版，第246页。

(28)季平子：《丰岛海战》，《历史研究》，1980年第4期。又见，《方伯谦问题研讨集》，知识出版社，1994年7月版，第233页。

（作者：威海市威东航远公司办公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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