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学术月刊》的“学术缘”

20世纪50年代，我与《学术月刊》的交往，可以说是我学术生涯中的一段重要经历，至今回忆起来仍然像昨天发生的一样。

说起来十分惭愧，我读大学是学机械工程的，后来搞历史是半路出家，带有很大的偶然性成分。20世纪50年代初，我在南方某城工作，因患病误诊而动了大手术，与死神擦肩而过，几乎送命。后又久治不愈，便回到家乡威海做长期休养。我当时惟一能做的事情就是读书。早在上初中二年级时，教国文的姜辑五老师是一位饱学之士，每周讲两堂“国学概论”，引起了我对历史古籍的兴趣。以后，历史书籍成了我的主要课外读物。记得大学4年，尽管工科的课程很忙，我还是读了包括范文澜、郭沫若、翦伯赞、吕振羽等在内的许多史学名家的著作。如今既回家来养病，有的是时间，别的事又做不成，读书便成了我的主要工作。

那时史学界争鸣的风气很盛，我最关注的是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的讨论。关于中国历史上奴隶制与封建制的划分，当时流行的观点不下七八种之多，其中最主要的是以下四种：（一）西周封建说，以范文澜先生为代表。（二）战国封建说，以郭沫若先生为代表。（三）西汉封建说，以侯外庐先生为代表。（四）魏晋封建说，以尚钺先生为代表。我反复比较诸家之说的优劣得失，逐渐形成了自己的一些看法。我对西汉封建说和魏晋封建说都不能同意；对西周封建说和战国封建说的一刀切做法也不太满意，认为未免过于简单化，忽略了一个长达数百年封建化过程的历史事实。自己有了这样的心得，也就跃跃欲试，想写文章参加讨论。幸蒙“四刊一报”的编辑先生们厚爱，我的一系列有关文章得以先后面世。“四刊”是指《历史研究》、《文史哲》、《学术月刊》和《史学月刊》；“一报”是指《光明日报》的“史学”版。从1955年到1958年的3年间，“四刊一报”发表我的关于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的文章共有九篇，平均每年三篇。

我头一次和《学术月刊》打交道是在1957年。事情的缘由是起于金兆梓先生与郭沫若先生两位学术前辈的一场争论。《人民日报》1956年12月6日刊载了郭老的《汉代政权严重打击奴隶主——古代史分期争论中的又一关键性问题》一文，其基本论点是：“秦汉两代的土地是封建所有制，有地主阶级和贫苦雇农的对立，地主阶级的土地已有大量的集中。秦汉的政权就是建立在这种基础之上的。”我对战国封建说的态度已如前述，但我对郭老这篇文章的观点还是完全赞同的。不久，《学术月刊》1957年第5期刊出了金先生的《汉代政权果曾严重打击奴隶主吗——试答郭沫若先生》一文，对郭沫若的文章提出了不同的意见。金文提出：“汉代租佃制的封建剥削还只有个别的例外，而一般的却还只使用奴隶于农业生产。”并认为汉代“正是奴隶制社会”。我读完金文后，对其所持论点颇不以为然，亟想撰文一吐为快。

于是，我就写了一篇《汉代租佃制度是个别的例外吗？——与金兆梓先生商榷》，投寄给《学术月刊》编辑部。当时能不能被采用发表，心中并无把握，只想试一试看。拙稿的基本观点是：“在西汉时期，无论在农村还是在城区，在私田上还是在公田上，租佃制的剥削方式都已成为支配的形态了。因此，我们可以说，封建租佃制度已经是汉代社会发展中的主流、生产中的主导关系了。”不料此稿寄出后才过了三个月，就看到了该刊10月号上登载的拙文，当时万没有想到，这么快就见刊，内心的兴奋自不必说，对《学术月刊》编辑先生们工作态度之认真和办事效率之高尤为感佩不已。

在郭、金两位先生的这场学术争论的过程中，不单单是我，还有一些前辈学者如日知（林志纯的笔名）、张恒寿等先生也都参加了进来。在这之前不久，我还发表过一篇《替汉代的奴隶所有者算一算账》（《光明日报》1957年4月11日）的文章，认为从汉代一个奴隶的价格及其每年费用看，他的生产所得难以相抵，所以这一重要事实本身“无疑就是对汉代是奴隶社会的说法一个很有力的反驳”。张先生也认为，“使用奴隶耕种田地是不合算的”（《历史研究》1957年第10期），对我的观点起了支持的作用。林先生则拿《史记·货殖列传》“名国万家之城，带郭千亩，亩钟之田”的特例作为汉代单位亩产量的计算标准，得出了“在农业中使用奴隶比租佃制更有利可图”的结论（《光明日报》1957年5月23日）。大家各抒己见，不管论者的学术地位高或低，也不分论者的资格老或浅，都能够平等地参与讨论。这里还有一段饶有兴趣的小小插曲，那就是涉及到对一条有关史料的解释问题，大家争得不可开交，甚至争到对某个虚词也需要咬文嚼字的程度。

这条史料就是董仲舒上武帝书中的一段话：“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或耕豪民之田，见税什伍。故贫民常衣牛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汉书·食货志》）这是一条十分重要的史料，而一些研究汉史的学者却作出了完全不同的解读。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或耕豪民之田，见税什伍”的“或”字的解释上。林先生认为这个“或”字表明封建生产关系在汉代并不普遍。郭老批评他单凭一个“或”字“便下出这样重大的断案，未免下得太早了一点”。（《人民日报》1957年3月5日）金先生这篇文章则支持林先生的意见，并对“或”字做了进一步的解释，认为：“这个‘或’字在此，是《墨子·小取篇》中那‘或也者不尽也’的意义，也即是口语中‘间或’的‘或’，是一种在泛指中特指出少数人的语词。……董仲舒既用一个‘或’字来从一般农民中特别指出个别的农民来，就已说明当时这种租佃的封建制是间或有的事，而不是一般性的生产关系了。”我觉得金先生似在偷换概念，因为“或耕豪民之田”的“或”，是作指示代词用，而“间或”的“或”，一般用于谓语之前，是作状语用，二者词性和用法皆不同，是不容混为一谈的。所以，我指出：“‘或’字也还有别种解释。它在这里是应通作‘有’的。《论语·为政篇》‘或谓孔子曰’，郑注‘或之言有也’。”并具体说明“或”字在这里，是从泛指一般耕作者当中分指出部分耕作者来，可以理解为“有些”或“有的”，“并不含有‘多’或‘少’的意义”。一时之间，双方争得难分难解，但都很执着，而且应该说，随着反复的讨论而对有关问题的认识确实更进一步深入了。

50年前的这场争论，今天已无必要去评论其是非曲直，但参与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的讨论却成为我涉足史坛的阶梯。应当承认，我从学工到从史，这一步走得很曲折艰苦；可我又是幸运的，因为正赶上史学园地里百花争艳的年代。在那难忘的岁月里，史学界的学术空气异常活跃，包括中国古代史分期在内的许多重大学术问题，都引起了全国范围的大讨论，这便为我提供了发表个人学术见解的大好机会。写到这里，要特别感谢那些曾经为我发稿的编辑先生。当时我并不认识他们，甚至直到现在我也不知道他们姓甚名谁，但他们秉公处理稿件，只认稿件质量而不问作者为何人的工作态度使我久久难以忘怀。这样，像我一个赋闲养病在家的青年，才有可能踏上史学殿堂的台阶，由一名历史爱好者而成为跟随史学界诸先辈之后的新兵。

此外，使我刻骨铭心而终身难忘的还有不少给予我关爱和鼓励的前辈学者。记得我的第一篇学术论文《关于西周社会性质的问题》在《历史研究》（1955年第5期）上发表，随后王亚南先生著《中国地主经济封建制度论纲》一书，即大段地引用了我文章的话，以示支持和肯定，对我真是莫大的鼓舞和鞭策。高亨先生有一年到威海疗养，我有机会向他请教治学之道；后为《诗经》中有关社会史料的解释问题致函求教，他又拨冗回信给予指点，使我受益良多。还记得我在《文史哲》发表的一篇《从生产力的变化看中国古代社会的发展》（1957年第9期），本是评童书业先生对农奴制起源问题的认识的，编辑部收到稿件后送童先生审阅，童先生阅后不但同意发表，还写了一则“读后记”，谓对拙文的“主要观点大致同意，有些枝节的问题还需要讨论”，给予基本肯定。他的虚怀若谷和扶持后学的可贵精神品质，真是令我感动万分！再如我寄给《学术月刊》的第二篇文章《春秋战国的变革标志着什么》（发表于1958年3月号），是由编辑部送给杨宽先生审的，杨先生阅后不仅给予肯定，还就文中的一处疏漏写了一篇千余字的短文，附于拙文之后，为拙文增色不少。我想，当初如果没有这些前辈学者们的支持和激励，我的从史之路走起来会更艰难，也会更曲折。在这里，我也要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激之情。

到1959年，我因接受一家出版社的约稿，要我写一本《中日甲午威海之战》的小书，而接受任务后就必须全身心地投入，只好暂时告别我所热爱的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的研究。当初万没有想到，这会真的向中国古代史告别，而从此转到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上来。转瞬之间，半个世纪过去了，我也进入耄耋之年，回忆当年这段“学术缘”，心潮澎湃，不能自已。今当《学术月刊》创刊50周年之际，感慨良多，于是写了以上这些话，算是一篇感言吧！

附记：本文提到的多位著名前辈学者，可能读者不完全熟悉，特简介如下：

范文澜（1893—1969）浙江绍兴人。曾任中国科学院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所长、中国历史学会副会长、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著有《正史考略》、《群经概论》、《文心雕龙注》、《中国通史简编》、《中国近代史》（上册）等。

郭沫若（1892—1978）四川乐山人。曾任全国文联主席、政务院副总理兼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中国科学院院长兼哲学社会科学部主任。著有《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甲骨文字研究》、《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青铜时代》、《十批判书》、《奴隶制时代》等。

翦伯赞（1898—1968）湖南桃源人。维吾尔族。曾任北京大学历史系主任和副校长、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著有《中国史纲》、《历史哲学教程》、《中国史纲要》、《历史问题论丛》等。

吕振羽（1900—1980）湖北武冈（今属邵阳）人。曾任东北人民政府文教委员会副主任、东北人民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著有《简明中国通史》、《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中国政治思想史》、《吕振羽史论选集》等。

侯外庐（1903—1987）山西平遥人。曾任西北大学校长、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著有《中国古代社会史论》、《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中国思想通史》（合著）、《中国早期启蒙思想史》、《宋明理学史》等。

尚钺（1902—1982）河南罗山人。曾任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主任、北京市历史学会副会长。著有《中国通史讲义》、《中国原始社会史探索》、《先秦生产形态之探讨》、《中国历史纲要》（主编）等。

金兆梓（1889—1975）浙江金华人。曾任苏州市副市长、中华书局副总编辑、上海文史馆馆长。著有《今文尚书论》、《实用国文修辞学》、《中国近代史》等。

张恒寿（1902—1991）山西阳泉人。曾任河北师范学院历史系名誉主任、河北省史学会名誉会长。著有《孔丘》、《庄子新探》、《中国社会与思想文化》等。

日知林志纯的笔名。1910年生。福建福州人。曾任东北师范大学教授、中国世界古代史研究会理事长。著有《世界上古史纲》、《世界古代史论丛》等。

王亚南（1901—1969）湖北黄冈人。曾任厦门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与郭大力合译《资本论》。著有《中国经济原论》、《中国地主经济封建制度论纲》等。

高亨（1900—1986）吉林双阳人。山东大学中文系教授，兼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著有《周易古经今注》、《周易大传今注》、《老子正诂》、《诗经今注》、《诸子新笺》、《文字形义学概论》、《文史述林》等。

童书业（1908—1968）浙江宁波人。山东大学历史系教授。早年为顾颉刚“古史辨派”的中坚人物。著有《先秦七子思想研究》、《春秋左传研究》、《古代东方史纲要》、《唐宋绘画谈丛》、《中国瓷器史论丛》等。

杨宽（1914—2005）上海人。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著有《战国史》、《中国古代冶铁技术的发明与发展》、《古史新探》、《中国古代冶铁技术发展史》、《西周史稿》等。

（作者：山东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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