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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处:《甲午纵横(第二辑)》栏目:(暂缺)发表日期:2016年12月31日
摘要:中日黄海大东沟海战中,战斗进行至下午13时20分以后,日本联合舰队的编队发生了一联串混乱。先是因为旗舰“松岛”号挂出了一组语意晦涩的旗语,导致日本第一…
关键词: (暂缺)
中日黄海大东沟海战中,战斗进行至下午13时20分以后,日本联合舰队的编队发生了一联串混乱。先是因为旗舰“松岛”号挂出了一组语意晦涩的旗语,导致日本第一游击队发生理解错误,从最初位于联合舰队本队队首的位置,改为掉头转向航行到本队之后。继而在下午14时15分左右,乘坐代用巡洋舰“西京丸”的日本海军军令部长桦山资纪发现“比睿”、“赤城”2艘弱舰遭到北洋舰队部分军舰围击,遂发出“‘比睿’、‘赤城’危险!”信号,刚刚转向跟随到本队之后航行的第一游击队得令,再度改变航迹,转而往后航行,意图援救“比睿”、“赤城”。被北洋海军旗舰“定远”打得舵机失灵的“西京丸”刚好无意阻挡到一游的航迹之中,为避免发生碰撞,第一游击队末尾的“浪速”舰被迫改变航向,而与前列3艘军舰脱离①。
这段史事是黄海海战历史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是日方舰队自身发生的事情,研究它的重要史料首推以日方资料为详细。在《明治二十七八年海战史》、《日清战史》等史料汇纂中多有提及,但由于这些日文材料在国内获取利用较为不易,又加之语言障碍难以逾越,因而由《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中日战争》(以下简称《续编》)收录选译的日方史料,则是国内了解此类日方资料最为便捷的途径。
关于上述史事,在《续编》第7册选译的“日本参战将领的战斗报告及讲演”中可以找到价值极大的原始材料,尤以第一游击队司令坪井航三的报告为直接。题为“常备舰队司令官海军少将坪井航三的报告”的章节中,对第一游击队的数次改变航向有以下记载:“一时二十分断然向左方回转十六度”(第1次回转),“……遂立即发出向左方变换方向十六度、速度十五海里的信号,采取和本队旗舰并列运动,目的是想要开到本队前头”(第2次回转),“二十二分,由桦山军令部长乘坐的‘西京丸’发出‘比睿’、‘赤城’危险的信号……遂立即向左变换方向十六度……”(第3次回转)②。坪井航三的报告对日本第一游击队改变航向这段史事,具有十分重要的佐证作用,清楚地表达出了一游3次变向的经过,然而如果细细推敲上述的文字,却不难发现其中有个小小的疑团。
按照常理而论,位于本队前方的一游如果要变向航行到本队之后去,首先肯定是要转向往后,在到达适当距离后再转向往前。而一游如果要改变航向救援后方的“比睿”、“赤城”,肯定又要再转向往后航向。然而在坪井航三的报告中,关于这3次转向,都无一例外地加了“十六度”这么个细节,对此,只要稍用数学常识加以分析就很容易发现其中存在一个疑点。即,如果转向角度是数学角度中的16度,那么日本第一游击队在黄海海战中的这三次转向,无论哪一次都是无法实现掉头、回转这些效果的,而且非但无法掉头转向,反而还具有驶离战场的嫌疑。究竟为什么第一游击队每次都转向16度,转向16度是否别有含义,或者是坪井航三写错了?历史事件是由无数个细节累积起来的,脱离了对于细节的考证,尽管也可能得出正确的结论,但那只是侥幸,也是不扎实的。对于建构在海军技术基础上的海战,很多细节的问号只能向当时的海军技术求解。
中日两国发展近代化海军的时代,刚好处于海军舰船发展史上的蒸汽铁甲舰时代。自风帆战列舰时代脱胎而来,在工业文明之火中锻炼出的钢铁蒸汽军舰,还依依不舍地遗留有很多风帆时代的残迹。19世纪中后期的军舰与航船上,用来辨识航行方向的重要工具为磁罗经,其始祖原型就是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的罗盘,发展至近代以后罗经表盘上的指向已经不再只是指示简单的方位,而是进步到较准确的方向刻度,但是这一时期罗经表盘(罗经分度盘)上的刻度还没有使用数学上的角度,而是用了一种奇特的单位——点。
在风帆时代,船只主要凭靠风帆为动力航行,在航向调整上很难精确到数学上细微的角度,船只上的罗经表盘都以32个标识方位的点来进行定位。即将罗经表盘上的刻度以圆周分为32个点,每点等于数学角度上的11又4分之1度。而且各个点还有专有的名称,其中指示东南西北方向的4个点称为四方点,指示东北、东南、西北、西南4个方向的点则称为四隅点,合称为八主要点。8个主要点之间再进行2等分,分出的另外8个点称为八中间点,分别称:北北东、东北东、东南东、南南东、南南西、西南西、西北西、北北西,因为都是用3个字表述,又可以称为三字点。为了进一步精确刻度,八主要点和八中间点间再2等分之,形成的另外16个点称为微点,每个点还有自己的专用名称,如北微东、北东微北等,因与本文关联不大,不再一一赘述③。关于近代罗经在表盘上划分出32个刻度即32点的规范,曾经在1887年参与护送外购的“致远”等军舰由英返华的中国外交官余思诒在日记中也有完全相同的记载,相比客观表述,别具一番趣旨:“泰西罗经之制效法中土,前后左右四方,四象也;分为四维,八卦也;复分十六字三十二向……。”④
作为传统的海上航行规范,这种罗经刻度标准不仅沿用到了近代,及至现代船舶的罗经表盘上也还能看到这种刻度方式,区别只不过是现代的罗经表盘上在传统的32点之外,增加了数学角度的标识。以这种刻度方法进行识别,磁罗经表盘上由八主要点、八中间点和16个微点组成的32点,对应数学角度中的360度。而32点的一半即16点,对照数学角度则刚好为180度。联系日本第一游击队在海战中几次转向的过程记载,坪井航三报告中屡次提到的第一游击队转向“十六度”,实际就是罗经表盘上的16个点(由于未掌握到坪井航三报告的日文版本,尚无法揣测是否是翻译时造成了歧义)。由此联合舰队转向的角度问题迎刃而解:在得到本队“第一游击队回航”的命令后,第一游击队向左侧旋转了16点,即180度,转向联合舰队本队的队尾方向航行,到达适当位置后,再转向16点,跟上本队末尾军舰,整个过程近似在本队的外侧划了一个圆圈。当“西京丸”舰传出“比睿”、“赤城”舰危险的信号后,已经跟随在本队之后航行的第一游击队再度向左侧旋转16点,绕向后方航行。
无独有偶,因为点是当时通行近代海军的方位标准,在中日双方其他一些涉及舰船方位的文字中也都能予以适用。例如同在《续编》“常备舰队司令官海军少将坪井航三的报告”一文中还有“……但由于本队向右变更方向四度左右,因此无论用多大速度,为了达到这一点,必得浪费时间”、“二时五十四分,首先向左方转十六度……”⑤等内容,这些类似记载中提及的“度”显然都应当作为“点”来理解。
另外值得注意的还有一个显著的例子。参加过黄海海战的北洋海军英籍洋员戴乐尔(WilliamFerdinandTyler)在其所著PullingStringsinChina一书中有一段关于海战的记载,“Obviouslyaneededorderwasforourfleettoaltercoursetogetherfourpointstostarboard”⑥,直译为“显然应该命令我们的舰队向右舷转向4点”,其中的point就是标识罗经点的英文单词,曾经担任过英国海军军官的戴乐尔显然熟知这个海上基本知识。而1931年由张荫麟翻译的名为《甲午中日海战见闻记》的PullingStringsinChina一书节选中,则将此段翻译为“此时我方所需之号令,显然为全队同时向右移转四度(fourpointstostarboard)”⑦,缺乏海军技术知识的翻译者并不理解point一词的词意,没有直译为点,而是根据前后文的文意改成了度,出于对自己这段翻译内容的不放心,译者又在其后附加了英文原文。
①黄海海战中这段史事在各种相关著作中屡有提及,拙文“黄海鏖兵——甲午战争中的大东沟海战”(五)对此也略有叙述,载于《现代舰船》杂志2005年7月B刊。
②“常备舰队司令官海军少将坪井航三的报告”,《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中日战争》第七册,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9月版。另戚其章先生著《甲午战争史》显然引用了这则资料,称“(坪井航三)立即下令向左变换方向16度,以全速向北洋舰队前方驶去”,见戚著《甲午战争史》第131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7月版。
③有关罗经的详细介绍,国内专业著述颇多,略举几则。谭冠法,《实用磁罗经学》,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58年版。关政军,《磁罗经技术》,大连,大连海事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④余思诒:《航海琐记》,第266页,北京,中华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影印本,2000年2月版。
⑤同注②
⑥WilliamFerdinandTylerPULLINGSTRINGSINCHINAPP.49CONSTABLE&COLTDLONDON1929.
⑦张荫麟译、泰莱著“甲午中日海战见闻记”。发表于钱智修主编《东方杂志》,第二十八卷第六号,第71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31年3月25日初版。
(作者:北洋水师网站站长,中国海军史研究会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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