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著作也可以这样撰写——刘玉明、戚俊杰新著《辩证看甲午》读后

中国历史学家撰写历史著作，有自己民族独特的方法与传统。一代又一代的历史学家为写出文质兼美传之后世的历史作品，秉笔直书，呕心沥血，献出了毕生的聪明才智甚至宝贵的生命，给我们留下了丰厚的历史文化遗产。但是，由于缺乏科学的宇宙观和方法论，中国史学研究长期在叙述型的范式中徘徊。直到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后，中国的史学家才开始运用科学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研究历史，真正掀起了中国的“史学革命”。然而，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历史研究又染上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通病，甚至沦为政治斗争的婢女，历史著作之林中很难见到思辨精深、学贯中西的百代之作。最近读到刘玉明教授、戚俊杰教授新著《辩证看甲午》（海洋出版社2005年12月第1版）一书，感到一股思辨的清流，灌溉着读者渴求史学变革的心田。这是一部历史哲学，这是一部哲学历史，它为古老的中国历史研究注入了辩证法的活力，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分析型史学研究的新式文本。

一、从内因与外因的辩证关系论证日本发动甲午战争的必然性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历史有历史发展的规律，战争有战争运行的法则。1894年的甲午战争有深刻的历史背景、国际背景和文化背景。以往的甲午史著多从侵略与反侵略、正义与非正义的思维层面展开，很少从哲学内涵与辩证逻辑去解剖甲午深层结构，虽不乏历史研究的激情，却淡化了历史逻辑的思维严密。《辩证看甲午》转换视角，另辟蹊径，打破历史从头说直起的常规，以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对甲午战争中有历史价值和时代价值的问题集中进行分析，开拓出一片甲午战争辩证史观的新史域。

关于甲午战争是偶然发生的，还是必然发生的？是研究甲午战争史的出发点，也是中日史学界长期争论的焦点。近年日本史学界右翼势力有意炮制的甲午战争“偶然说”，忽又甚嚣尘上，如说甲午战争是因为朝鲜东学党起义而触发的，是日本政府把国内危机引向对外战争的视线转移，是某些阴差阳错的偶然性原因促成的等等，把战争狂人打扮成身不由己无可奈何的样子，其要害是以历史的表面现象和枝节问题，掩盖历史的真相与本质。《辩证看甲午》指出，凡存在偶然性的地方，其背后总是隐藏着必然性，必然性代表着事物发展的总趋势，并用大量历史事实证明，日本疯狂地发动侵略朝鲜和中国的不义战争，是日本长期推行“大陆政策”的必然结果。

唯物辩证法认为，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辩证看甲午》以辩证唯物史观，把日本侵略思潮的形成划分为三个时期：即16世纪末日本侵略扩张思潮已初露端倪，在丰臣秀吉为代表的“征服朝鲜和中国”论已经出炉；德川幕府时期侵略思潮更趋高涨，以并河天民、林子平、多本利明、佐藤信渊、吉田松阴、桥本左内为代表，提出了征服满洲、侵略朝鲜和中国的具体策略和步骤；明治维新以后“征韩论”、“征清方策”登峰造极，“大陆政策”成为日本的既定国策，以福泽谕吉、伊藤博文为代表，不仅制造了一种战争文化思潮，而且把日本推上了对外侵略的战争轨道。《辩证看甲午》从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以及国际背景等多层面，纵横交错画出了日本已从思想上和物质上进行了四百年的战争准备，日本已完全走上了军国主义道路，这是日本侵略朝鲜和中国蓄谋已久的内在原因，即必然因素，而东学党起义、日本国内政治危机等，不过是促使甲午战争爆发的外在原因，即偶然因素。也就是说，偶然性不过是必然性的补充和表现形式。日本某些所谓史学家，企图用甲午战争是非计划、非预谋的“偶然性”战争，否认日本侵略朝鲜和中国的必然性，不过是无知妄说而贻笑大方。

然而，诚如《辩证看甲午》所指出的，以往论者探索日本侵略中国和朝鲜，多侧重其明治维新以后开拓海外市场掠夺海外资源方面，这固然是题中应有之义，但对其建立“大日本帝国”为主体思想的民族利己主义却触及不多甚至曲于掩饰。从民族利己主义层面上剖析日本国民人性的扭曲，是一种很有理论勇气的史学见解。余以为日本侵略中国和朝鲜的罪魁祸首固然是军国主义统治集团，但日本国民长期在军国主义御用思想家炮制的“皇国史观”和“侵略史观”的浸染下，其人性不能不受到不同程度的扭曲，甚至将狭隘的民族主义或民族利己主义同爱国主义混为一谈，以至于为军国主义者充当对外侵略的炮灰。这是民族的悲哀，中日关系的不幸，不仅受害国人民要弄清，日本人民也应当彻底反省。

从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全过程考察，就不能不承认，日本发动侵略战争是全民总动员的，男女老少全部进入了战争状态。日本侵略军出征，是全国上下老少妇孺全体上街挥旗送行的，举国上下都以能为天皇战死为最高荣誉，大学肄业生东史郎应召入伍出征中国时，他的母亲送给他一把刻有文字的匕首，镇定地对儿子说：“这是一次千金难买的出征，你高高兴兴地去吧！如果不幸被支那兵抓住，你就剖腹自杀！”东史郎在日记中记述当时的心情说：“母亲的话让我多么高兴。我觉得母亲特别伟大。我在心中坚定地发誓：我要欣然赴死！”东史郎记录的虽然是自己母亲的送别辞，但反映的是日本所有母亲和儿子“祈战死”的心声。当日本侵略军取得胜利时，又是全国上下老少妇孺全体上街提灯狂欢的，在日本取得甲午战争胜利后，日本成了欢腾的海洋。1895年的《纽约日报》记载当时东京上野公园的场景说：“各式各样的花车上挂着用竹竿挑着纸糊的或用柳条编成的人头，表示被斩首的清国人，摇摇晃晃地开过来，引起人们的哄笑。”这种举国上下高度同质化的战争狂热的生成，其责任不在日本人民，而在日本军国主义者。而日本举国都卷入了侵略战争，则是无可争议的历史事实。

二、从正面与负面的辩证关系说明北洋海军崛起与覆灭的命运

北洋海军与日本海军，是甲午战争中矛盾对立的统一体。北洋海军的存在，不仅关系到甲午战争的格局，而且关系到中华民族的命运。由于北洋海军在甲午战争中败北，不但引起当时国内一片批评指责声浪，而且后世史家也把北洋海军描写得一无是处，甚至给它扣上一顶“镇压国内人民斗争”的帽子。有的论者认定，清朝创建近代化海军，目的是为了镇压国内人民的反抗斗争，以维护摇摇欲坠的封建统治。这显然是一种片面的简单化的阶级斗争史观。《辩证看甲午》摒弃了这种概念化的历史研究法，用科学的历史观与方法论，重新审视北洋海军创办的历史价值，认为“镇压说”有哗众取宠之心，无实事求是之意，应该予以纠正，还历史的本来面目。

世界上一切事物都处在矛盾的运动之中，而认识矛盾的关键是用全力找出它的主要矛盾，只要抓住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辩证看甲午》指出，晚清社会正处在多种矛盾的交织中，有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有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有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有帝国主义之间在华利益的矛盾，而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乃是各种矛盾中的最主要的矛盾，而其它一切矛盾包括封建制度和人民大众之间的矛盾都暂时地降到次要的和服从的地位。北洋海军的建立就是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矛盾的必然产物。如果说1874年日本侵略台湾对北洋海军初建起到催化剂的作用，那么1885年总理海军事务衙门（简称海军衙门）的正式成立，则是清政府经营近代海军的全面实施阶段。1888年清政府批准《北洋海军章程》，标志着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支近代化海军正式成军了。这时北洋海军已拥有船舰25艘，总吨位4万多吨，雄居亚洲之冠，世界排名第四，充分表明了中华民族不甘落后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信心与决心。随着日本军国主义的咄咄进逼，这支北洋海军的矛头主要是防备日本侵略。但是，北洋海军从成军到覆灭，仅仅经过了6年的时间。这种忽起忽落、忽兴忽灭的现象，在世界海军史上也是少见的。怎样解释这种历史现象呢？《辩证看甲午》不赞成好就一切皆好、坏就一切皆坏的形而上学宇宙观，对北洋海军的兴衰进行了正面的评估和负面的考量，给北洋海军的生态环境和悲壮命运以全面的辩证的价值判断，从而避免了历史研究中的片面性和绝对化倾向。

第一，避免了片面性，从正负两面解读北洋海军。所谓片面性，就是不会全面地看待历史问题，例如，只了解中国一方，不了解日本一方；只知北洋海军的负面影响，不知北洋海军的正面价值；既不能正确解释矛盾各方的特点，又找不出一切历史现象的内在联系。这样片面地看问题，是写不出深刻的历史作品的。《辩证看甲午》打破了以成败论英雄的历史观，在北洋海军崛起中看到它注定失败的命运，在它全军覆灭的结局中看到它反侵略的意义。作者在批评了北洋海军对内“镇压说”的片面性后，指出北洋海军的创建与存在，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遏制了日本军国主义对外侵略扩张的野心，延缓了不义战争的爆发，尤其是中国购进重量级的“定远”、“镇远”铁甲舰，拉开了北洋海军与日本海军的差距，使日本海军害怕“定远”、“镇远”二舰“甚于虎豹”，不得不把多次伸向朝鲜的侵略魔爪缩了回去。所以只看到北洋海军的失败，而看不到它打乱了日本侵华战争的时间表，是不全面的非科学的。

第二，避免了短期性，从历史长河中解读北洋海军。《辩证看甲午》以唯物主义史观指出，北洋海军是中国近代化发展的必然产物。从林则徐、魏源、梁廷枬、徐继畲等先驱开眼看世界，萌发近代海防思想，提出建立近代海防与海军，以保卫中国的海疆，到北洋海军正式成军，经过了半个世纪的思想嬗变和物质递进。封建时代的水师装备，是以木质结构的船舰，以风帆桨橹为动力，经不起江风海浪的袭击。而近代海军从军舰到军港都是先进科技文明的结晶，要创建中国近代海军，就必须引进先进国家的科学技术与物质文明，因为坚船利炮是一个科学系统工程，没有开明的政治制度、雄厚的经济实力和科学的文化知识是无法实现的。清季已处在封建衰世的末期，面对着世界资本主义侵略数千年未有之奇变，统治者不可能进行彻底改革，更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但在欧风美雨的吹拂下，他们采取派留学生、请洋匠、办学堂、购铁舰，组建起一支亚洲第一、世界第四的近代化海军。回眸中国历史长河，北洋海军不但是自古所未有，而且在世界海军建设史上也是一个奇迹，它的鼎盛时期虽然很短暂，但它的历史影响却是深远的。

第三，避免了单纯的物质性，从意识形态层面解读北洋海军。近代海军的特征是用钢铁造成的，科学技术是其劈波斩浪的动力，而意识形态才是它的灵魂。李鸿章说：“中国有铁甲舰之日，就是中国自强之时。”这显然是一种唯物质论的形而上学观。只有强大的海军舰队，没有强烈的海洋意识特别是海权思想，是不能决胜于大洋之上的。《辩证看甲午》从物质的表象深入意识形态的内里，找出了中国和日本在思想上的差距：中国虽有漫长的海岸线，但是以农业为基础，以仁义为价值取向，海洋意识淡薄，大陆意识浓厚；而日本虽系蕞尔岛国，但海洋意识浓厚，尤其明治维新以后，日本走上资本主义道路，提出开拓国威于万里波涛，夺取制海权成为他称雄亚洲争霸世界的思想渊薮。在甲午战争中，虽然日本舰队不如中国海军阵容强大，但日本不论战争计划的制定，还是甲午海战的拼杀，无不以夺取黄海与渤海的制海权作为赢得战争的先机；而北洋海军的战略思想仍墨守李鸿章的既定方针：“我之造船本无驰骋外域之意，不过守疆土保和局而已。”北洋海军始终奉行守口主义的消极防御战略方针，缺乏夺取制海权的海洋意识，拱手把制海权让给了日本，从“守疆保和”到“避战保船”，结果处处被动挨打，船也保不住，疆也守不成，最终覆没在威海卫港内。21世纪是争夺海洋的世纪，《辩证看甲午》的辩证分析和强烈的海权思想，必将促使中国人从甲午丧失海权的沉痛中得到深刻的历史教训。

三、从国耻与爱国的辩证关系加深民族精神在烈火中永生的文化记忆

孔子曰：“知耻近乎勇。”（子思：《中庸》）这句千古遗训包含着国耻与爱国的辩证统一。甲午战争中，日本是侵略国家，发动的是非正义战争，中国是反侵略国家，进行的是正义战争，但是非正义的侵略战争却打败了正义的反侵略战争，给中国带来了空前的奇耻大辱，这引起人们痛苦的反思。正义为什么奈何不了日本？《辩证看甲午》没有进行抽象的感情化的正义观说教，而是全面分析了晚清政治的腐败，社会经济的停滞，思想文化的保守，科学技术的落后，对外交涉的失策，这些锈色斑斑的环节，构成了甲午战争中北洋海军覆灭中国失败的因素链。作者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论，认为甲午战争失败的这些因素，也未必不是一笔思想财富，因为这些因素从反方向的角度告诫中国人，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错误的，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可忘记这些血的历史教训。梁启超说：“吾国四千余年大梦之唤醒，实自甲午战败割台湾偿二百兆以后始也。”而通过阅读《辩证看甲午》，使我们看到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在甲午烈火中得到了永生。

首先，《辩证看甲午》在“以天下为己任”的文化土壤中抒发爱国的豪情。中华民族自古就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责任心，甲午爱国将士不畏强敌、勇往直前、甘洒热血、视死如归的豪情壮举，无一不是发自这种“以天下为己任”的爱国精神。这种国家至上民族最高的文化传统，已经浸入中国人的血轮，成为一种恒久的文化价值取向。从甲午英烈到维新志士再到革命先驱，前仆后继，救亡图存，就是这种“以天下为己任”的爱国传统的延续和升华。

其次，《辩证看甲午》在“威武不屈”的文化坚守中拷问民族的气节。中华民族一向崇尚气节文化，彰显“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志节与操守。在甲午战争中，从海洋到陆地，中华民族的志士仁人表现出惊天地、泣鬼神的崇高气节，邓世昌鼓轮撞敌舰奋掷自沉大海的壮举，丁汝昌以身许国宁死不降的浩然正气，左宝贵临阵死节战死平壤玄武门上，阎世开拒绝金钱诱惑被开膛摘心而慷慨悲歌。甲午战争期间，为了反抗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与暴行，中华民族的铮铮铁骨和浩然气节经受住了血与火的考验，这种“威武不屈”的精神，是侵略者永远不能灭亡中国的文化屏障。

复次，《辩证看甲午》在“自强不息”的文化张力中弘扬民族的进取精神。中华民族自古充满着发奋自强、生生不息精神的纪录，《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誓言，就是中华民族历尽磨难刚毅进取文化的概括与诠释。中国虽然在甲午战争中失败了，但苦难兴邦的信心并没有动摇，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勇于进取的精神，如万流潏沸，不可遏抑。作为一种民族意识，以甲午战争为契机，中国的思想文化发生了从量变到质变的飞跃，这突出表现为以康梁为代表的维新变法思潮和以孙黄为代表的民主革命思潮，一日千丈，波浪相逐，一个接着一个，一个否定一个，推动近代中国社会螺旋式上升，演绎着社会进步的历史辩证逻辑。

一个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是这个民族精神的文化载体，是这个民族文明的结晶，是这个民族挺拔的脊梁。不论甲午英烈们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英勇不屈精神，还是维新派与革命派的自强自信、变革进取思想，都来源于对自己祖国的无限热爱和对传统优秀文化的继承与发扬。《辩证看甲午》以昂扬的笔触，辩证的思维，再现了甲午烈火中重新焕发的民族之魂，而刘玉明教授和戚俊杰教授用辩证的方法论撰写的这部甲午史著，有力地推动了甲午战争史研究的深化，是从叙述史学向分析史学转型的新创获，给人以读史明智的感知。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论语·学而》）

（作者：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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